中国不良资产管理公司 | 参与银行重组强化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性职能但削弱了其个体信用质量

国内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在最近的区域性银行重组案例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这一趋势凸显出其在支持银行处置和改革中的战略重要性(图表1)。由于新冠疫情之后的不均衡复苏和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对区域性银行的资产质量、资本和盈利能力造成挑战，我们预计未来12-18个月区域性银行的新增不良贷款率仍将较高。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在银行重组中的更大作用具有积极影响，因为这有助于增强政府平衡防止风险蔓延与增强市场约束两大目标的能力。

具体而言，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证明它们能够适应不同的情况，支持银行重组所需的各种优先任务，包括：

不良资产处置。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有丰富的不良资产管理经验，这令其能够支持银行进行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并对这些资产进行公平定价，体现了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市场约束。如前所述，山东金融资产以账面原值的55.6%收购恒丰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与二十世纪90年代4家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单纯的政策性职能不同，当时在政府指导下对国有大行不良贷款的收购价没有任何折让。

改善银行运营和公司治理。通过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受困银行，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可在银行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并任命高级管理层。例如，锦州银行重组后，中国信达和中国长城资产在该行董事会中共有三个席位。此外，中国信达辽宁分公司原副总经理被任命为锦州银行副行长。由于4家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都已经拥有银行子公司，因此具有管理银行的经验。这些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借助自己2018年以来在严格监管下增强公司治理和运营的经验来改善受困银行的公司治理。

支持资本补充。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可用自有资金向受困银行注资，但其注资能力受限于与银行相比较小的资产规模和资本实力。目前，4家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自身面临资本压力，这限制了其资产增长。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提高杠杆的空间，但其资产规模通常太小，无法满足商业银行的资本需求。

有序处置。在处置被判定为无法存续的银行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发挥的直接作用较小，但可以在清算程序中承担顾问职能，以尽可能降低对金融体系的冲击。4家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都有托管和重组受困金融机构的经验。

通过选择及整合上述职能，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定制其策略以弥补政府指引与商业考虑之间的差距。降低受困银行潜在的连带影响是政府一大政策重点，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银行重组可以部分缓解救助受困银行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因为原有股东的股权被大幅摊薄，并且银行管理层进行了改组。

以锦州银行和恒丰银行为例，其重组并未导致银行的债权人 (包括优先股和二级资本工具持有人) 的本金损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商银行被接管后，债权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机构债权人 (企业储户、同业交易对手和债券持有人) 遭受了轻微损失，并导致2019年5月和6月银行间市场一度避险情绪高涨。

但是，由于锦州银行和恒丰银行以极低的估值向新投资者发行新股，原有股东持股被大幅摊薄而招致损失。两家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团队也进行了全面改组。此外，两家银行对以大幅折价出售的不良资产计提大额减值损失，这对其盈利能力和股东权益造成了负面影响。

我们预计，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将参与更多小型区域性银行的重组。中国很多小型区域性银行因资产质量差和资本基础较小而承压，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来源。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末的1.67%升至2020年9月末的4.17% (图表2)。

对银行重组的参与将会提高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风险和杠杆，从而削弱其个体信用质量，同时也会削弱资产管理公司的盈利能 力，因为此类重组通常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与银行重组相关的业务会增加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质量风险。尤其是，我们认为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的股权投资相对于不良资产收购而言风险更高，因为受困银行的复苏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由于银行重组后基本面能否出现转机的不确定性仍较大，因此对受困银行的股权投资，即使是低估值，也具有较高的风险。1999年4家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对国企实施 了债转股，但其中很多国企因缺乏竞争优势此后再次陷入困境。

由于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规模较小，投资受困银行对其的影响将显著超过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会向母公司或地方政府申请资本和资金支持以参与银行重组。

例如，参与恒丰银行的重组对山东金融资产的资产负债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公司总资产从2018年末的人民币406亿元增至2019 年末的人民币1,619亿元，增长了299% (图表3)，主要是受投资恒丰银行股权和收购其不良资产的影响。截至2019年末，山东金融资产的长期股权投资 (主要包括其持有的银行股权) 占其总资产的23% (图表4)。中国信达和中国长城资产未披露投资锦州银行股权的成本，但我们估计相对于其总资产而言较小。

图表4

此外，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重组相关风险资产的资本计提水平低于从企业收购的不良资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保监会) 降低了银行重组相关业务的资本要求以增强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从事此类业务的能力。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从银行收购不良资产的风险权重较低，为50%。银保监会还可以豁免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对受困银行股权投资的资本要求，这类股权投资一般情况下风险权重高达250%。降低资本要求会提高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杠杆并削弱其资本实力，虽然其报告的资本充足率不一定会下降。

不过，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银行重组也显示了其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战略重要性，为必要时政府提供支持奠定基础。

例如，政府可以向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注资以缓解其参与银行重组的相关风险，尽管需要经过较长的审批程序。山东省政府于2019年12月向山东金融资产注资人民币360亿元。因此，尽管后者与恒丰银行重组相关的金融资产大幅扩张，但其以总资产/股东权益衡量的杠杆率仍保持稳定。

2019年5月24日，人行和银保监会宣布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银保监会将对这家位于内蒙古的商业银行实行接管，接管期限一年。(参见包商银行的初步处置方案对于为其提供批发资金的大型债权人具有负面信用影响，2019年5月30日)。在此之前，民企明天集团持有包商银行89%的股权，并挪用了该行大量资金。

人行称，对于接管前企业和金融机构人民币5,000万元以下的零售存款和负债将全额兑付，而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的负债则由接管组和债权人进行协商。

包商银行被接管后，同业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区域性银行同业存单的需求下降而定价收紧，反映出政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他受困银行采用类似处置策略的不确定性增大。

避险情绪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方面亦有所反映。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意愿有所减弱。2019年5月下旬和6月，银行间回购利率上升。

2019年6月16日，人行披露了接管包商银行的更多细节 (参见中国对包商银行的处置限制了大额债权人的损失，对银行具有正面信用影响，2019年6月25日)。人行称，除个人储户外，银行对公债权人获得全额保障的比例达到了99.98%左右，包括400多户债权金额在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的大额对公债权人，其余0.02%的债权人先期保障程度也平均达到了 90%左右。

由存款保险基金出资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承接了大型对公债权人对包商银行的债权，在接管之后人行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将取代此前的部分债权人并成为包商银行新的债权人。

2020年4月30日，人行宣布包商银行的主要资产及负债转让至蒙商银行和徽商银行。蒙商银行是一家新成立的银行。

2020年8月6日，人行在其2020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称，包商银行将申请破产并进行清算 (参见大额机构债权人在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后清产核资中的损失有限，2020年8月10日)。

2020年11月13日，包商银行宣布将对二级债实施全额减记，并且累积应付利息不再支付，原因是监管机构认定包商银行发生“无法生存触发事件”(参见中国首家二级债减记对于初级资本工具持有人具有负面信用影响，2020年11月18日)。

位于辽宁省的区域性银行锦州银行延迟发布2018年年报，并于2019年4月起在香港联交所停牌。

2019年7月28日，锦州银行发布公告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行，A1/稳定，baa1) 全资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工银投资)、中国信达全资子公司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长城资产已受让该行部分内资股。锦州银行发布的公告称相关交易是在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的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 (请参阅锦州银行引入三家国有金融机构投资具有正面信用影响，2019年8月2日)。

2019年8月30日，锦州银行宣布将取消向境外美元优先股股东派发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10月27日 (不含该日) 的优先股股息，因为该行截至2018年末的资本充足率未能满足相关监管要求。

2019年10月18日，锦州银行股东大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董事。2019年11月15日，董事会任命新任董事长和行长。

2020年3月10日，锦州银行宣布将向央行最终控制的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及辽宁省财政厅全资控股的辽宁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定向增发52.7亿股和9.3亿股股份，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人民币120.9亿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95元，较2019年6月30日该行未经审计的每股资产净值折让66.78%。

在2020年10月9日定增完成后，成方汇达成为锦州银行最大股东，持股37.69%

2020年4月3日，锦州银行宣布成方汇达将以人民币450亿元的价格收购其账面原值人民币1,500亿元的资产。锦州银行将认购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锦州锦银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的、本金为人民币750亿元的债务工具，该项债务工具的初始到期期限为15年。锦州银行无需就上述债务工具认购进行付款。

处置大量不良资产后，锦州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19年底的7.70%降至2020年6月30日的1.94%。

总部位于山东省的恒丰银行公司治理薄弱，该行未能如期披露2017年和2018年年报。

2018年4月，陈颖女士任恒丰银行新任董事长。

2019年12月，恒丰银行通过向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金融资产、新加坡大华银行有限公司和7家原股东增发1,000亿股新股，募集股本人民币1,000亿元。定增完成后，中央汇金和山东金融资产分别持有恒丰银行53.95%和32.37%的股份。

2019年12月19日，恒丰银行与山东金融资产签订协议，恒丰银行将以人民币800亿元的转让对价向后者出售账面原值人民币1,439亿元的资产。

为支持山东金融资产参与恒丰银行重组，由山东省政府控制的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向山东金融资产注资人民币360亿元。

2019年12月，恒丰银行人民币80亿元二级资本债到期，并由该行全额赎回。

借助注资及不良资产处置，恒丰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18年末的-13.65%上升至2019年末的9.68%，同期不良贷款率则从28.44%下降至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