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ESG | 各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绿色复苏支出差异将推动信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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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年1月26日
分析师：Nishad Majmudar，潘凯颐，Mic Kang，董庆雯，Yukiko Asanuma，Qi Hang Tay，Michael Taylor新冠疫情冲击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将财政支持计划结合环境目标的机会，例如投资于那些可提高环境风险抵御能力的基建项目，并推出可降低经济活动中碳强度的政策。在亚太区，各地绿色复苏方案的规模和范围存在重大差异，这将进一步推动各国和各行业的信用分化。
新冠疫情危机使各国聚焦关注那些针对ESG目标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信用益处。
新冠疫情使人类对于ESG因素更加重视，关注点从公共卫生扩展到气候变化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问题。投资于环境项目(例如适应气候变化活动) 的疫情纾困财政刺激措施可给基础设施、建筑和汽车领域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债务发行人带来积极的长期信用优势。
亚洲各国政府采取的绿色刺激措施规模不大，主要集中在较富裕国家和中国。
亚太区多数刺激计划都侧重于迫切的需要，例如公共卫生以及对家庭和企业的收入支持，这可能会限制用于环境目标的可支配资金。环境刺激措施的支出一般针对绿色建筑、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体项目。
亚太地区的经济刺激方案也增加了碳密集型活动。
这些经济刺激方案多数包括对航空公司的财政支持以及对电力和燃油的补贴，反映了这些行业对就业的重要性、支持家庭的推动力以及能源转型的成本。
绿色复苏计划将推动主权与基建发行人的信用分化。对于亚太区主权国家/地区，就绿色刺激措施采取不同政策和做法可能会放大其信用质量差异，因为较富裕主权国家能够更好地吸收绿色刺激措施的可控成本，且借贷成本较低。绿色刺激措施将对公用事业、建 筑企业和电池制造商具有正面信用影响，同时也将给炼油企业和自备燃煤发电厂的企业带来信用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使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ESG因素，包括环境风险。各国的封锁措施和社交距离规定也突出了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问题，人类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以及政府实施的社交限制导致消费者习惯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航空出行、航运和公路运输等领域。据国际能源署估计，疫情相关的封锁措施导致2020年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19年下降7%。1
在全球范围内，部分政府已将环境目标纳入其经济复苏方案中，例如投资于那些可抵御环境风险的项目或降低经济活动中的碳强度，对于面临自然气候风险的国家以及参与绿色电力或基建的企业而言，此举可能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绿色刺激措施的信用益处可能包括：将财政资源从碳氢化合物补贴转向更具生产力的用途；降低污染相关的健康成本；增强对自然气候风险的抵御能力；增加环保型企业中高技术和高薪的就业机会；改善面临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群体的公共卫生环境。另一个潜在益处莫过于能节省支出，原因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较低。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已变得更具成本竞争力(图表1)。
绿色金融的扩张是各国政府日益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同时投资者需求与日俱增的结果之一。在亚洲，近年来投资者对可持续 金融和债券发行的兴趣迅速增长，不过中国在2020年 (截至第三季度) 的发行力度较弱 (图表2)。
亚太各国政府的新冠疫情纾困计划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均有所不同，以历史标准衡量，各国的纾困计划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已经很大。尽管如此，亚太区的绿色刺激措施总体上规模不大，较富裕国家和实力较强的新兴市场，尤其是新西兰 (Aaa/稳定)、新加坡（Aaa/ 稳定)、韩国 (Aa2/稳定)、日本 (A1/稳定)、中国 (A1/稳定) 和马来西亚 (A3/稳定) 的相关支出最多，如图表3所示。
这些计划大多涉及多年基建投资，但已经与短期刺激计划同时宣布。日本去年推出了亚太区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方案之一，随后在去年12月推出了一项补充计划，其中包括为绿色技术开发企业提供2万亿日元的资金，以支持首相菅义伟于2050年前日本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补充方案中强调的重点领域包括使用氢气作为燃料、储能和碳回收。
韩国的纾困计划包括一项为期5年、耗资390亿美元的“绿色新政”，重点是扩大该国的电动和氢动力汽车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产能 (特别太阳能和风能)，智能电网投资，以及提升公共设施的能源效益。
在新西兰，11亿新元的Jobs for Nature就业包的重点包括改善淡水供应、生物安全和提高生物多样性。其中超过4.3亿新元将用于雇佣工人，以便恢复湿地、稳定河岸、清除沉积物和保护渔业。另外3.15亿新元将用于病虫害和森林防治，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农业和其他初级商品部门占该国出口的15%。
亚太区的新兴市场中，中国成为绿色复苏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但前景喜忧参半，原因是短期内燃煤发电对中国的重要性持续。政府已承诺在未来30年内投资15万亿美元，以便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短期刺激措施也侧重于绿色基建的公共投资，包括电动汽车充电站、高铁和轻轨，以及可再生能源输电线，但这些措施占GDP的比例较小。
欧洲的绿色复苏比亚太地区的举措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全球正在审议中的最重要绿色刺激计划均发生在欧盟，其中欧盟总规模1.8万亿欧元的多年预算和恢复基金中，约30%用于2021-27年的环境项目。但是，由于项目前置期和治理机制的设置等因素，包括绿色投资在内的大部分复苏计划将仅在2022年和2023年实施。
欧盟还公布计划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较1990年减少至少55%，高于最初设定的40%目标。欧盟还力图在2030年前关闭一半燃煤电厂，作为脱碳战略的一部分。
与亚太区一样，对航空公司的支持是欧洲纾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计划在许多情况下对资金用途设置更多的环保条件。例如要求获得支持的航空公司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航线，这些要求将对德国汉莎航空 (Ba2/负面)、北欧航空 (B3/稳 定) 和法荷航集团等企业具有负面信用影响，并对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商有正面影响。
但总体而言，亚太区迄今为止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对环保的关注度较低，政策重点在于保障公众健康和支持家庭和企业等迫切需求。这一趋势并非亚太区独有。权衡相关政策重点的国家往往将财政支持向碳密集型经济活动(如劳动密集型工业)倾斜，或补贴燃料和电力业。
在亚太区，向航空公司提供附带条件有限的财政支持是常见的支持渠道，这与欧洲采取的一揽子航空财政援助形成鲜明对比。澳大利亚、斐济(Ba3/负面)、香港(Aa3/稳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泰国 (Baa1/稳定)等国家和地区近期的一揽子财政复苏计划包括针对航空公司的流动性支持、贷款担保、提供注资或降低喷气机燃料的消费税，其中的环保条件是特例而非常规要求(见图表4)。
燃料、电力和水补贴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键经济刺激政策，包括阿塞拜疆(Ba2/稳定)和乌兹别克斯坦(B1/稳定)等燃料净出口国和印度(Baa3/负面)、 印尼(Baa2/稳定)和巴基斯坦(B3/稳定)。但许多国家政府利用2014-15年最近一次国际油价大跌的机会，减少了此类价格支持(见图表5)。
各主权国家采取不同措施
疫情爆发可能导致主权国家结构性增长减弱，债务水平上升，甚至令一些国家债务负担能力下降。由于政府必须持续将主要精力用于应对疫情相关措施上，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削弱其支持绿色复苏计划的能力。
绿色刺激措施的不同政策空间和方法可能会放大亚太区主权信用质量差异，因为较富裕主权国家能够更好地吸收刺激措施的成本且借贷成本较低。事实上，财政实力较强的主权国家往往会颁布最大规模的应对疫情经济刺激计划(见图表6)。在许多情况下，评级较低 主权国家的刺激措施也依赖于外部融资的预算支持。根据圣母大学公布的全球适应性指数(ND-GAIN)衡量，各国受自然气候风险影响的脆弱性水平大致相同，但各国应对该风险的准备程度与政府的财政实力密切相关(见图表7)。
在那些工业和采矿业在GDP占比例较高、煤炭发电行业规模较大或出口依赖碳氢化合物的国家，绿色刺激措施可能较具争议性(见图表8)。
关注可再生能源的措施利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电池制造企业
可再生能源是亚太绿色刺激政策的重点。我们预计长期内亚太区各国政府将继续实施清洁能源政策以支持向低碳经济的过渡(见图表9)。
由于亚太区的规模，亚太区已成为全球排放量的最大地区之一，绿色刺激措施的益处可弥补这种状况。电力生产也是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碳排放源(见图表10和图表11)。
疫情结束后，短期内经济复苏步伐和电力需求增速还存在不确定性。亚洲电力需求增长放缓将加速煤电比重降低的进程，并加快煤电在该地区电力结构比重下降的速度。从中长期来看，受可再生能源需求持续增加及相关政策支持的影响，亚太区的传统电力企业如燃煤电力供应企业将面临着电力调度规模下降、监管和环境风险上升及投资步伐放缓的前景。
各国政府还将收紧环保标准，以履行其减少碳排放和改善空气质量的承诺。例如，除中国外，日本和韩国最近也承诺在未来几十年实现净零排放。
日本正加快“脱碳”进程
自2020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在2030年前采取措施关闭低效率燃煤电厂及首相菅义伟宣布将实现净零排放后，日本政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低碳化措施。
菅义伟政府旨在将“绿色社会”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通过预算和税收措施支持相关政策重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向投资风力发电、下一代锂离子电池和功率半导体的企业提供减税支持。与此同时，政府将收紧环保法规，包括可能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电力企业将受益于经济脱碳化提供的新商机及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增电力需求。但短期内，由于政府要求关闭老旧煤电厂，公用事业公司将因此面临额外成本。
韩国“绿色新政”利好公用事业，但给炼油企业构成长期挑战
韩国“绿色新政”对国内能源公用事业部门，包括电力和天然气部门都具有正面信用影响。原因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路线图加上政府的融资计划将有助于相关行业的公司重新调整其投资结构，从而减少碳密集型活动或创造新的商机。
2020年韩国政府在第三期补充预算中为“绿色新政”分配了初始资金，投资规模将自2021年开始扩大。电力部门的主要举措包括将该国可再生能源产能从2019年的12.7GW扩大到2025年的42.7GW，主要通过政府对项目选址开发、技术进步和资金支持。
韩国政府还计划在国内扩大电动车和氢动力汽车的使用范围。主要天然气公用事业企业可能建设和运营氢气基础设施，这将成为新的可持续收入来源。韩国电池企业也将受益于国内电动车需求的增长，尤其是考虑到其全球电动车电池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但对炼油行业而言，政府的低碳经济路线图可能令石油产品需求降低，这带来了长期挑战。
中国能源计划利好建筑业；但传统高耗能重工业成本将增加
中国最新的政策指引也强调了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这是即将实施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2025年)的政策重点。中国政府设定的“碳中和”目标表明，中国将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时将降低传统能源的比重，从而加快能源改革。我们预计“十四 五”规划将包括有助于中国实现高标准能源目标的具体措施。
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绿色复苏政策将提振建筑行业需求。具体而言，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如电动车充电桩)和促进国内绿色消费的政策将令相关行业的公司受益，如电动车制造企业和整个供应链的相关企业。
另一方面，政府对环保举措的重视度上升并承诺在2035年前减少碳排放，这对从事传统能源和工业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拥有专属燃煤电厂的企业而言，具有负面信用影响。相关行业的企业需要增加投资，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多元化结构，增强能源效率并减少碳排放。
在相关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或能将增加成本转嫁给终端用户的企业将比同业更具竞争优势。对于钢铁和水泥等绿色替代品经济可行性有限的产品，转嫁相关成本将最为容易。财务实力较强、有更多资源进行此类投资的公司，可以从实力较弱、无法满足更严环保法规的企业获得市场份额。因此，我们预计，可再生能源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将受益于绿色刺激措施所带来的需求和投资的增加；提供基础设施支持的企业，如输电和配电网络企业，也将从中受益。
1.请参阅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20年10月。
2.能源政策追踪以列表形式列出了疫情后的刺激措施，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国际石油变化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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