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ESG | 2021年展望：刺激政策、透明度和政策一致性将强化ESG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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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年3月5日
分析师：James Leaton, Brian Cahill, Swami Venkataraman, Rocio Nunez, Brendan Sheehan, Khalid Husain, Marie Diron随着全球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逐步复苏，政策制定部门、监管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决策层的行动将越来越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问题。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日趋显著，并将放大其对信用质量的影响，而采取措施顺应ESG趋势的正面信用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更加重视社会与环境挑战。主要经济体会努力将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措施与减排的长期任务相结合。绿色刺激措施为救助企业附加了环境条件，或侧重于发展低碳服务和技术，例如电气化运输。支持就业和收入的 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及疫情后出现的新产业将影响主权政府的信用质量。
美国、欧盟和中国的能源及排放目标将再次趋同。欧盟近期提高了2033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 ，从此前的40%升至55%。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计划显示今年其将向国会提交2025年减排目标，作为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和 2035年美国电力行业脱碳的第一步。拜登的一系列行政令已经开始使美国的步调与国际气候目标保持一致。2020年底，中国修订了《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提高了2030年减排承诺。各大经济集团在脱碳方面的协同一致将进一步加大能源转型的信用影响。
金融体系面临透明度要求的新局面。重大ESG因素的透明度提高将对高风险行业的资本获取和资产价值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金融体系和企业界关于可持续发展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的范围日益扩大，并将使资金流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督。我们预计这将逐渐对投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覆盖从银行到资产管理公司乃至消费者等各个层面。
公司治理措施将提高董事会的多元化程度。我们预计董事会多元化举措会逐渐推高企业董事会成员的流动率。除了成员性别之外，加州进一步扩大了董事会的多元化要求，揭示西方资本市场可能会大规模出现的情况。随着欧美准备引入可持续公司治理要求，对可持续发展事务的管理也将成为焦点。
我们预计2021年将是绿色刺激措施频出的一年，原因是各大经济体力图将其经济复苏及创造就业措施与减排的长远目标相结合。美国总统大选和此后的佐治亚州议员竞选结果有利于拜登政府批准主要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复苏计划 (请参阅New administration's swift policy pivot on health, economy and climate will affect energy and consumer-related sectors) 。气候变化和就业始终是拜登的竞选主题，他的第一批行政令表明美国政府恢复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及停止产生碳氢化合物排放的活动。欧盟也在各国采取刺激措施的同时出台绿色刺激计划 (请参阅EU recovery plan will benefit tech, telecom, clean transport and green energy sectors) 。鉴于欧盟雄心勃勃，同时为实现这些目标也需要鼓励资本流入绿色基础设施领域，因此我们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此类消息。
绿色刺激计划旨在支持发展低碳新产品和服务 (例如电气化运输) ，以及提升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生成和绿氢的技术。拜登政府也计划推出2万亿元美元的复苏方案“Build Back Better Recovery Plan”，该计划可能会关注绿色基础设施。如图表1所示，新兴市场并无能力落实庞大的刺激计划。迄今刺激方案中大部分是对现有高排放产业的救助计划，从而确保其生存能力，其中约半数侧重于包括航空业在内的交通运输业。在某些情况下，救助计划包含环境条件。法国对法国航空的救助方案要求该公司使用能效更高的飞机及停飞火车服务可替代的国内航线，从而减少碳排放。
疫情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会提高社会风险，尤其是公共部门发行人。疫情期间多个政府为居民提供一次性或有时限的补贴，这些补贴可能会持续到原本预期的时间范围之外。但是，疫情会导致多数政府的财政实力被削弱，使之在终止何种社会政策及终止时间方面面临艰难的政策抉择。如果政府收入无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公共部门财政会继续承受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将加大2021年各界对ESG问题的重视程度，包括发行人能够避免危害公共健康和社会福祉或减轻这种危害的程度。企业能否部署相关技术及继续与客户互动是多个行业的关键因素。疫情期间未能保护员工的企业可能会在2021年面临声誉、招聘和客户选择方面的连锁反应。salesforce.com inc. (A2/稳定) 第四版互联客户的现状 (State of the Connected Customer) 调查显示，56%的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已重新评价了2020年企业的社会职责。根据上述重新评价，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对待员工和客户的方式是影响所有年龄群体购买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年轻群体往往会略微更加注重涉及环境和社会的所有问题。
疫情期间对待员工的方式已检验了发行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受疫情直接冲击的行业反映了这一点，例如属于疫情高危领域的肉类加工业。即使在以办公为主的行业，企业为员工远程工作提供支持和设备，并管理员工长期与外界隔离造成的心理健康影响，这些都是保持员工的生产力和士气的重要因素。员工最终重返工作场所也将带来管理挑战，例如需要决定雇主是否可以要求员工注射疫苗。与疫情之前相比，员工安全和身心健康将更加重要，并带来正面 (劳动关系、社会责任) 和负面影响 (成本提高、产能下降) 。部分投资者可能会密切关注企业应对疫情的情况，并从未来涉及员工的决策、医疗保险、适应挑战性的业务环境的能力等了解管理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预计这种关注将影响投资者的资本配置决定。
部分地区疫情的持续反复继续制约了经济活动，迫使某些公司调整分红政策、资本支出或其他财务战略方案 (请参阅Some companies act on dividends to mitigate coronavirus fallout) 。对于能源业，疫情成为检测低碳资本支出投入的试金石，因为绿色投资显示出的抗压性高于勘探与生产等传统领域的资本支出。
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和气候行动100+ (Climate Action 100+) 等举措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参与也将是2021年的一个重大议题，同时投资者的侧重点超出了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进一步触及资本支出和战略。如果2021年疫情防控措施继续阻碍经济活动，则石油需求会持续面临压力，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将会稳固，从而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因此，向低碳方案的多元化发展对公用事业和能源企业会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欧盟近期提高了2033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 ，从此前的40%升至55%。拜登政府的计划表明今年其将向国会提交2025年减排目标，作为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到2035年实现电力行业脱碳，这将要求不仅减少已处于下降趋势的火力发电，也要减少燃气发电。随着减排目标提高，天然气基础设施开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请参阅Shifting environmental agendas raise long-term credit risk for natural gas investments)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延期至11月召开之前，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有望进一步发布更多相关公告和措施。
2020年底，中国修订了《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提高了2030年减排承诺。新目标包括：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此前的目标是60%-65%。
非化石能源 (即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此前的目标是20%。
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此前的目标是45亿立方米。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高于2019年底的4.15亿千瓦。
考虑到中国能源体系的规模及其在全球排放中的重要性，中国减排目标即使发生相对较小的变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如果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65%，假设GDP持续增长，则绝对排放量仍有增加的空间。 若要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达到峰值，该减排目标需接近70%。虽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目标较为庞大，但风电和太 阳能装机容量可能会超过该目标，以便实现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需求中占比25%的目标。
为了达到即将采用的轻型车排放/燃油经济性标准，汽车制造商需要提高其产品中电动车的比例。这对部分尚未开展陈本效益较好的电气化汽车生产的厂商或目前依赖污染更严重的车型的厂商具有负面信用影响。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 N.V.) 与标致汽车 (Peugeot S.A.) 新近完成合并，并组建了 Stellantis N.V. (Baa3/稳定) ，部分推动因素是标致汽车的电气化汽车产品更强大 (请参阅FAQ on the credit implications of the Stellantis merger) 。
拜登政府已表示将恢复奥巴马政府曾推行的2025年美国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 (CAFE) 标准，即轻型汽车每加仑燃料行驶54.5英里。与此同时，欧盟为汽车制造商设定的车辆减排目标是新生产的轻型汽车每公里平均排放95克二氧化碳 (相当于每加仑燃料行驶57.4英里) ，低于此前每公里130克的上限。该标准于2021年全面生效，到2025年所有车辆排放需 进一步减少15%。中国要求到2025年车辆燃料经济性标准达到每百公里4升，相当于每加仑燃料行驶58.8英里。电动汽车的销量增加对实现上述地区的目标非常重要。
能源和气候政策的协调度也越来越高，欧盟、美国和中国均重新制定了气候目标。欧盟和拜登政府也在讨论碳边境调节机制，从而减少碳泄漏 (即产地变化导致排放转移到境外) 。上述机制可使碳排放成为主要经济体贸易政策的固定部分，并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进出口贸易摩擦。
疫情也突出了收入不平等现象，并对多个主权政府造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请参阅Pandemic shock will spur income inequality, with credit risks for fiscally weak sovereigns。新一届美国政府已表示将更加注重环境公正 (environmental justice) 。这一点承认了气候变化、污染或健康冲击等多个ESG问题往往更容易影响低收入和非白人群体。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应要求重新制定与执行严格的空气污染标准，这将提高成本或加快对污染严重的设施的披露，因此对拥有此类资产的发行人将具有负面信用影响。执法部门的行动可能也包括重视水污染，从而导致电厂地下水煤灰污染造成的相关责任增加 (请参阅Duke Energy Corporation: North Carolina coal ash settlement is credit positive, despite impairment and lower ROE) 。释放有害大气颗粒物或臭氧也可能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和执法。
重大ESG因素的透明度提高将对高风险行业的资本获取和资产价值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金融体系内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已有措施提议，这将使透明度要求提升到新高度。这些措施首先将主要是欧洲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但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其他地区和事宜。上述措施力图在企业及其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之间打造贯通的信息流，随着2021年此 类项目逐步铺开，这将对资本成本产生更大的影响。打击漂绿行为 (greenwashing) 的举措已在部署，从而保护消费者及确保与能源和气候政策的一致性。如图表3所示，可持续金融战略正在搭建金融机构需要遵守的相关标准和透明度的新体系。
在宏观层面，央行在推动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气候压力测试，此后央行会从体系整体角度加以考察。英格兰银行的初期压力测试要求延迟到 2021年，其他央行也在进行试点 (请参阅Disclosure rules will make UK climate stress test of banks and insurers more accurate) 。Mark Carney 领导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的民间融资计划 (Private Finance Agenda) ，此外美联储在2020年底加入了绿色金融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金融业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督。 美联储的举动预示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可能会在拜登政府任内更加重视ESG问题。欧盟也将在2021年发布其更新的可持续金融战略，为支持《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 的目标规划路线。
在2021年实施的新规中，核心是3月即将生效的《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规定》 (EU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该规定要求欧盟监管的金融机构披露其如何评估可持续发展风险，并广泛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新规将改善可持续发展风险和影响的透明度，从而加强监督及便于消费者作出选择。如果产品宣传 中强调了具有环境或社会因素相关特点，则需要说明如何予以实现，此外受机构层面负面影响的风险也必须披露。
对于《非财务报告指令》 (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 的预期修改有望实施，目的是提升企业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信息披露，从而便于金融机构收集数据及评估风险。《欧盟分类体系规定》 (EU Taxonomy Regulation) 旨在明确欧盟认可的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的标准，进而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欧盟2030年气候目标等长期政策目标。这将推动企业改善信息披露，最终投资公司也会效仿，披露其基金持仓的详细情况。如图表4所示，某些行业自身与分类标准的一致性高于其他行业。
市场举措可巩固上述政策措施，2021年这些举措将加大在ESG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的发展势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感上升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投资者、贷款方和保险公司的投资与业务决策之中，原因是他们大多希望尽量降低其对碳密集程度最高的活动的风险，例如煤炭开采、北极石油钻探或油砂开采 (请参阅Retreat from coal reduces liability and stranded asset risk, a credit positive) 。这会逐渐限制某些公司的可选方案，进而提高成本。
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 (Net Zero asset owners alliance) 和《巴黎一致投资倡议》 (Paris Aligned Investment initiative) 等自愿组织的成员范围不断扩大，表明投资者希望展示其投资组合的去碳化。避免高度碳密集的活动是快速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途径。虽然小规模出售证券不大可能降低一家公司的价值，但今年欧洲落实的更严格的透明度规定所产生的影响将值得关注。根据法兰西银行的信息，《法国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 (French Law on Energy Transition and Green Growth) 第 173 条实施之后，法国基金的化石燃料相关持仓减少了 40%。
随着环境顾虑继续延伸至气候变化之外，2021年自然资本将受到重视。组建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ask 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将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的工作基础上加大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当对逐渐减少的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开始影响商业运营时，我们预计自然资本风险会越来越明确。创新也会为符合循环经济等方式的可持续发展活动创造机遇。随着下一代消费者表达其喜好，这些问题显示出环境因素和社会趋势的重合。
自然资本风险主要集中于消费产品领域，该领域中下一代消费者的兴趣影响着企业行为，这些行为被技术应用跟踪并分享。例如，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在购买决定中考虑其个人价值观，进而追求以可持续发展或合乎道德的方式生产的产品。消费者的喜好变化将传导至供应链，并对无法满足这一不断壮大的市场群体需求的发行人产生负面信用影响。许多消费者愿意为更严格的生产标准或负责任的材料采购方式所产生的成本支付略高的费用，这降低了企业为满足上述需求而面临的不利因素。
此外来自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压力也不断提高，要求企业展现对现实世界的正面影响。从信用角度来看，这也关系到进入/发展新市场的机遇，例如提供供水、能源、医疗或金融服务的渠道，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基金和活动寻求展示其投资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我们预计，2021年及以后董事会多元化相关的政策举措将开始推动企业董事会的变革。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在社会问题上的领导力逐渐成为焦点，投资者对ESG相关问题的激进程度与参与度不断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美国因种族不平等现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越来越多的市场有了新的披露规则、董事会多元化相关上市要求和投资者倡议。
纳斯达克公司 (Baa2/稳定) 12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所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披露其董事会多元化数据，并要求这些公司至少有两名多元化董事，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和一名在董事会中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或认定为 LGBTQ+的人员 (或解释公司未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原因) 。
荷兰正在审议的立法草案 要求规模较大的公司监事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与三分之一的男性，并禁止不符合这一规定的任命。德国内阁于1月批准了一项将提交议会的法案，该法案要求拥有4名或4名以上高管的上市公司将至少任命一 名女性作为执行董事会成员。这是在此前监事会中女性占比30%基础上作出的规定。
加州979号议会法案于9月经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到2021年底，总部位于该州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至少应有一名董事来自代表性不足的族群，到 2022年底，5至8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应至少有两名来自此类族群，9名董事或以上的董事会中至少有3名来自此类族群。此前于2018年通过的参议院826号法案对公司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做出了类似规定。除了成员性别之外，加州进一步扩大了董事会的多元化要求，这使我们可以预见西方资本市场可能会大规模出现的情况。上述要求通常会提高董事会成员的流动率，历史数据显示，董事会层面的性别多样性与信用质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不过直接因果关系还有待论证 (请参阅穆迪报告Board-level gender diversity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igher ratings) 。在董事会多元化方面滞后的公司也更有可能面临投资者的激进行为和更高的声誉风险。随着时间推移，投资者可能会更加关注公司员工的多样性，而不仅仅是领导团队。
我们还预计，欧盟在计划引入可持续性公司治理要求的准备过程中，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管理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拟议的要求包括对业务和供应链的人权保护进行尽职调查，其基础是英国《现代奴隶法案》对公司关于现代奴隶制和人口贩运声明的要求。2020 年力拓集团 (A2/稳定) 在澳大利亚扩大一座铁矿时破坏了当地一个土著遗址，公司首席执行官最终引咎辞职，此类案例说明了公司治理制度未能正确识别和管理社会风险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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