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业 | 环境风险成为日益重要的信用驱动因素

洪灾和台风等由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断增加，这对中国财险公司正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此类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计达人民币3,700亿元，高于2019年的人民币3,270亿元和2018年的人民币2,640亿元 (图表1)。

图表1

市场对保险的需求与日俱增，随着保险公司满足这些需求，其承受的相关损失也越来越大。我们估计保险公司对2020年长江流域洪灾的赔付超过相关经济损失的5%，高于2016年长江洪灾时的2%。

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多数都是台风重灾区，而主要河流沿岸的许多内陆省份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虽然政府努力改善防洪基建工程，以减轻这些事件造成的破坏，但上述地区依然受到影响。这些受影响的省份覆盖了部分中国经济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和最富裕的城市(图表2)。例如2020年长江流域洪灾造成6,000多万居民受灾，经济损失达人民币1,800亿元。

这些灾害多发区持续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将支持相关保险的需求。与发达成熟的市场相比，中国保险市场的渗透率较低，这也是相关保险需求的支持因素。因此，保险公司的灾害事件敞口将继续增大。根据瑞再控股 (再保险运营子公司瑞士再保险有限公司的保险财务实力评级 [IFSR] 为Aa3/稳定) 的数据，2010-19年国内保险公司承担了4%的主要台风和洪灾损失，远低于日本保险公司的67%。

图表2

灾害事件的敞口增大将加剧保险公司盈利和资本状况的波动性，原因是此类损失可能较为波动和难以预测。我们预计气候变化将导致未来天气变化的趋势更难预测，并加大保险业针对相关风险进行建模定价时的挑战。虽然保险公司可能会提高再保险覆盖率来管理自留损失，但更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上升的损失频率和严重程度仍可能给保险公司的盈利和资本造成压力。

与全球同业相比，国内保险公司的巨灾再保险覆盖率较低，这可能会加剧资本压力。例如，国内保险公司巨灾超赔合约上限一般低于巨灾模型估算其在百年一遇洪灾事件中比例再保险后的损失。原因是相对于相关巨灾模型估算损失，国内保险公司的资本缓冲较强，同时保险公司认为其实际损失将远小于该模型假设的损失。截至2019年底，多数受评保险公司的相关巨灾模型估算损失均不到其股东权益的5%。

此外，气候变化可能会削弱巨灾模型的可预测性，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历史数据更难预测未来的损失。对于保险公司正在发展、但缺乏长期损失数据的地区的业务，现有的巨灾模型估算其相关损失也不够成熟。这些因素表明，保险公司可能因低估巨灾损失而未能购置充足再保险的风险越来越大。

国内财险公司转向非车险业务也会加大其面临的环境风险。部分非车险业务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当前的政策目标是鼓励保险公司承保环境问题的相关风险，其中包括气候相关自然灾害以至环境污染等问题。

其中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农业保险，即2020年按保费计算财险业的第四大业务领域。农业保险业务面临较高的气候风险，因为其损失可能来自一系列恶劣天气情况和极端天气事件。气候变化将加大该业务本已较高的损失波动性(图表3)。

此外，因其肩负社会责任，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定价自主权较弱。其保险费率受到政府的高度监管，保险公司大部分业务一般需待数年才能重新定价。这些特点局限了保险公司通过及时调整定价来管理承保风险的能力。

图表3

虽然面临这些挑战，我们预计保险公司将继续扩大农作物保险的覆盖范围，并提高农作物价值覆盖率，以满足提高农业保险渗透率的政策目标。政府扩大保费补贴将刺激保险需求，并有助于支持这些业务的盈利能力。2017-20年农业保险保费及其承保风险额增长强劲，同期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23%和64%。

巨灾保险和环责险等新兴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政策格局。后者尤其获得公众关注，因为其作用是赔偿第三方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与农业保险类似的是，因为历史损失数据有限，这些类型的险种存在较高的定价不当风险。

碳转型风险也将成为寿险和财险公司投资业绩更为突出的驱动力。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近期表明碳转型步伐将加快。展望2035年，中国在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承诺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该目标是在其先前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提出的。

图表4

最需要关注的是，保险公司对诸如燃煤发电或汽车制造业等碳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面临的“闲置”风险越来越大；也就是说，由于过渡到碳中和燃料的速度快于预期，因此其在经济角度上不再可行。

近期对受评保险公司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保险公司在碳密集型行业的债券和股票直接投资规模较低，2019年底此类投资仅占其已投资资产的5%不到。过去几年中，根据政策指引，保险公司严格限制了对这些行业进行新的投资。但保险公司所持高度依赖碳密集型产业的地方政府的债券和另类投资，会导致额外的间接风险敞口。

虽然保险公司对碳密集型产业的新投资十分有限，但我们预计未来3到5年内现有碳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存量不会大幅减少，因为相关政策鼓励维持稳定投资以避免相关行业突然受到严重冲击。许多保险公司还有以另类投资形式存在相关风险敞口，这类投资缺乏活跃的、能够有效处置此类投资的二级市场。

但是，发展碳友好型企业的政策指引将刺激保险公司对可再生能源和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些绿色投资主要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进行，其能够持续为保险公司提供利息收入。我们预计完全符合政府政策的绿色投资在遭遇压力时将得益于政府的隐性或明确支持，相关信用风险会因此降低。这是因为此类举措已纳入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不过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绿色投资仍可能面临过时的风险，令保险公司遭受投资损失。

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统计，2020年9月底国内保险业绿色投资已达到人民币1万亿元左右，大致相当于行业已投资资产的 5%。

中国减碳政策的加速还将令监管机构更关注提高国内股票和债券发行人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和一致性。这将有助于保险公司管理其投资的环境风险敞口，且与其他主要市场证券监管机构的取态一致。

国内保险公司对不断上升的环境风险的应对也在不断演变。虽然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在采用全球最佳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行业整体在将环境风险纳入其业务战略和运营方面仍落后于某些地区的同业。中国监管机构正在加紧敦促保险公司应对其业务中的环境风险，但进展仍落后于成熟市场。

大多数财险公司将巨灾风险敞口视为风险管理的核心。但与某些地区的同业相比，其考量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巨灾损失恶化方面的主动性较低。在业务规划和调整承保策略方面考虑气候变化因素比较迟缓的保险公司，更易面临盈利和资本压力。对于业务高度集中于灾害多发省份或高度依赖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而言，迅速采取行动尤为重要。

在碳转型风险评估和管理方面，多数国内寿险和财险公司也落后于成熟市场的同业。如果国内的减碳政策出人意料地加速，则将增加保险公司遭受减值损失的风险。逐步退出燃煤投资是成熟市场同业为增强投资组合对减碳政策演变的弹性而采取的最佳实践之一。其他最佳实践包括跟踪被投资方的碳排放敞口，积极与被投资方互动，以推动其向低碳排放商业模式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保险公司自身为管理环境风险所做的努力可缓解其信用状况面临的负面压力。例如，一些财险公司已经加强了与投保人之间的防损合作，或使用地球物理和气候技术来改善他们的风险筛选。发生自然灾害时，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控制保险公司遭受的损失。

此外，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在将全球最佳实践纳入其投资流程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将使这些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减少因减碳政策意外加速而带来的潜在减值损失。例如，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寿险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财务实力评级A2/稳定；财险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财务实力评级A2/稳定) 和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母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财务实力评级A1/稳定) 已签署《责任投资原则》(PRI)。此外，在承诺减少燃煤投资后，平安集团于2020年成为第一家发布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环境风险披露的全球标准) 报告的中国保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