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贸易 |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将加深，对企业的影响不一

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将对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乃至两国的受评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双循环”战略导致三国的贸易和投资模式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日韩与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不会发生逆转。

2020年中国、日本和韩国合计约占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和全球贸易的20%，两者均较2010年的水平上升了几个百分点。在亚洲范围内，这3个国家的主导地位甚至更高，几乎占区内经济总量的70%，或占亚洲贸易流的一半以上(图表2和3)。

虽然这3个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有所变化，但过去20年其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从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到2010年初经济迅速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在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日本和韩国则向中国提供资本货物和零部件以进行较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和转口。自200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还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的消费市场，这使得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市场的消费品供应有所增加。

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将使这种关系将进一步演化。中国最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主要的中期发展计划，其中概述了“双循环”战略下中国推进科技进步的目标，“十四五”规划表明中国将继续在关键领域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¹。

“双循环”战略的重点在于提高中国对国内供需的依赖，这意味着采用某种程度的进口替代战略，包括替代目前从日本和韩国采购的产品。我们预计“双循环”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业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其中包括在集成电路、先进机械、医疗设备、运输设备、航空和机器人等方面。

图表3

虽然中国能够实现技术提升的时间和程度仍不确定，但中国企业可能会得到政府强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例如，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政府将在未来5年中将年度研发支出增加7%以上，这意味着到2025年，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从2020年的2.4%提高到3.0%。此外，政府的目标是在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的支持下，将基础研究经费增加到政府研发经费总额的8%以上。政府还计划到2025年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10%。

出于战略和国家安全考虑，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投资，以减少对进口半导体 (特别是存储芯片) 的依赖。为此，多部门推动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到2019年已分两个阶段共融资人民币3,390亿元左右。第二阶段的投资方向将可能在供应链下游聚焦本土芯片设计，以及先进体材料和设备的应用。

政府在“双循环”模式下的这种支持可能会加速中国提升制造价值链并推动国内制造业生产，从长期来看可望减少中国对日本和韩国进口零部件的依赖。这种趋势对芯片制造、先进设备和系统生产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具有正面信用影响，因为此类企业将受益于政府的更有力支持。

但这种支持将使某些行业的日本和韩国跨国企业更难在中国市场上与中国国内生产商竞争。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企业也将因为中国向其他市场出口这些产品而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技术领域中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加剧将给日韩企业的收入和盈利能力带来更大的压力，后者需要对其生产效率和研发进行持续投资。为了缓解这种竞争压力，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已侧重于具有差异化技术的产品，而不是商品类产品；例如提高耐用性和能源效率方面。

过去15年，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有所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增值份额从2004年的8.6%增长至2019年的28.0%，这反映了上述趋势。中国生产能力的提高也反映在汽车、运输设备和医疗产品等出口行业方面。

例如，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的运输设备占各种运输设备出口额的90%以上。该占比自2014年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在部分其他出口制造业中，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占出口额的比例也处于较高水平，例如水务生产与供应、环境资源与公共基建、医疗与医药产品(图表4)。

虽然中国正转向“双循环”增长模式，但我们预计中国仍将是区内最终需求的重要来源，日本和韩国企业将继续向中国出口资本货物、零部件和消费品，原因有三(请参见第6页专栏部分)。

第一，中国巨大的增长潜力将在总体上支持更大的需求。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接近10%，在全球名义GDP总量中的份额从2010年的9.1%上升到2020年的17.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将可望保持在9%左右，到2026年将达到全球名义GDP的20%左右。中国是韩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外需市场，2019年占韩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占韩国GDP的8.3%，而中国的需求相等于美国和欧盟需求的总和。同样，中国占日本商品出口总额中的第二大份额，2019年的份额为 20%，占日本GDP的2.7%(图表5)。

图表5

第二，我们预计中国将继续推行市场开放战略，这将可能为日本和韩国投资者创造更大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推动其生产的本地化和在中国的持续投资。例如，中国近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条款包括RCEP成员国承诺打破亚洲15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并扩大其市场准入。所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业和采矿业，以及金融、旅游和房地产等服务业。日本和韩国从事高附加值产业的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更大的国内市场准入机会。

第三，虽然“双循环”战略将可支持中国提升制造价值链，但短期内也不可能仅通过国内生产就能够满足其不断增长的先进技术产品需求，因为建立部分关键技术产品的基础研发和制造能力尚需时日。例如，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周治平称，中国大陆将需要大约10年时间才能在半导体制造能力上赶上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目前至少落后两三代² 。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根据美国半导体市场研究公司IC Insights称，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2019年的集成电路产量仅76亿美元，仅占中国1,246亿美元集成电路市场的6.1%。

在政府的支持下，多家中国企业已经开展存储芯片业务，其中包括福建金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但这些公司尚未证明能够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由于该行业的资金需求巨大，技术和知识产权壁垒极高，因此这些芯片制造商将难以与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Aa3/稳定) 和 SK Hynix Inc. (Baa2/负面) 等韩国现有企业竞争。

因此，鉴于上述企业是区内最具技术创新能力的制造商，我们预计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某些关键技术产品的进口，或吸引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以便将面向中国市场的生产本地化。

图表7

对中国的科技零部件出口有望增加

我们预计上述情况将可能导致未来几年中国增加从日本和韩国进口关键技术部件。先进机械、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和电气零部件、精细化工和制药等行业的日韩跨国企业将从中受益，这将为此类企业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和商业机会，并有可能增加其收入增长。

例如，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中国行业进口总额中的占比计算，过去10年中国对日本化学品、电子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产品的进口需求均有所增长 (图表8) 。韩国对中国的电子集成电路进口大幅增长，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10年的22%上升到2020年的40% (图表9) 。

图表9

科技产业的投资增加

投资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提高。例如，日本企业是高速火车和汽车等先进运输设备的全球领先制造商，其在中国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该领域在日本企业对华总投资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14%升至2019年的29%。在此阶段，中国发展铁路运输系统及汽车市场的计划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对运输设备的需求。

某些韩国企业是领先的全球电子零部件生产商，其已将在中国的主要投资配置到电子和电气产品领域，支持了中国科技业的快速发展 (图表10和11) 。

日韩可能会持续加大对中国技术和交通运输产业的投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是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开发国家，如汽车、电脑、数据处理和电信设备使用的芯片。例如，在中国有较大规模业务运营的部分日本企业 (尤其是科技或电子零部 件企业) 在寻找机遇进一步扩大在华生产能力，从而利用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

将生产设施建在靠近价值链下游客户的地方可带来竞争优势。采用此类生产策略的企业包括TDK Corporation (Baa1/稳定) 和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A3/稳定) 。电气化和数字化 (尤其是汽车行业) 也会推动来自中国的需求增长以及日韩企业的投资需求。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内产能逐步改善，对外国供给的需求步伐可能会放缓。

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对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的措施，尤其是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技术转让受到的掣肘加剧，该战略也试图缓解这一风险。美国在亚太区的传统盟友一方面与中国的经济逐渐一体化，另一方面与美国存在传统的安全合作纽带。随着中美关系的对抗上升，美国盟友可能会竭力解决上述两方面之间矛盾加剧的问题。

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环境躁动加大了企业可能面临政治制裁或消费者抵制行为的风险，这会对其在中国市场上的品牌声誉及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在中国消费品和汽车市场上经营的日韩企业过去曾因地缘政治问题遭遇消费者的强烈反对。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提高了此类事件发生的风险。

但部分高科技企业将受益于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关键技术零部件或转让先进技术将阻碍中国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的目标。

我们认为，虽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必定会加大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复杂性，但最终却很难改变经济一体化的深度。未来更紧密的经济纽带可能会通过贸易流、投资和就业机会增加来支持三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各自的主权政府具有正面信用影响。这种纽带也可能会缓和未来几年三国面临的部分长期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生产力下降。

对于中国，提高供应链专业化和进一步向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开放市场将有望实现产业进一步升级和技术进步，并带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潜力，对中国政府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如果亚洲生产基地的经济多元化程度提高，这将缓解日本、韩国和中国因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生育率较低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风险。通过向亚洲新兴市场输出工业产能，中日韩有望获得其投资产生的较大海外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