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盟和美国碳转型 | 各主要经济体实施净零排放政策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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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和美国在净零排放方针上存在重大差异,特别是在政策制定方面。受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政策选择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的起点均截然不同。以下4个传输渠道将有助于加快碳转型进程:(1)消费者偏好;(2)政策;(3)技术;(4)投资。在这一框架下,欧洲的实施风险在3个经济体中最低,但在实现净零排放方面也面临重大挑战。

欧盟在减排政策执行方面领先,美国和中国紧随其后。美国和中国在减排方式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上述3个地区而言,实现净零排放都将是一项挑战,因为这将涉及重大的经济转型和大量投资。如果碳转型进程受到制约,那么以后采取更具颠覆性的政策来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风险就会增加。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合作。目前多个最重要的政策都需要各国协调,其中包括强制性和一致性地披露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全球碳定价和税收的相关管理战略。碳定价是鼓励实现更高碳效率的有效工具。但是,虽然碳定价有效并可增加政府收入,但迄今为止的采用率仍然很低。

碳转型的效果将取决于业务模式、技术和财务实力。我们的环境因素发行人状况分数(IPS)是信用评级的考虑因素之一,反映我们对发行人的环境风险和益处(包括碳转型风险)的看法。例如,受监管电力及天然气公用事业行业的碳转型风险较高,但平均而言,该行业的受评发行人的环境发行人状况分数和碳转型分数为中等负面。另一方面,脱碳将对依赖碳氢化合物或碳密度较高的国家构成挑战。金融业也在争取配合净零排放目标,这将影响融资渠道和资金成本。
减排目标和路径差异较大

美国: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目前承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从2005年水平减少50%-52%,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重点是通过创新和新技术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目标是在2025年达到煤炭消费峰值,然后在“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逐步减少煤炭消费。根据中国的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欧盟:目标是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减少55%,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欧盟已采取全面的减排方针,其重点是监管、创新,以及改变消费者、社会和企业的行为。但与美国和中国相比,欧盟的关键技术创新相对落后。

从长远来看,未能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会增加成本更高的政策转变的风



2018年,电力和交通运输行业合计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平均占3个地区总量的53%。

过去10年,产业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等因素导致各行业的排放分布差异扩大。

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电力和热力生产占比较高,原因是中国依赖煤炭发电,而欧盟和美国的交通运输排放量均高于中国。

在中国,2018年制造业和工业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1%,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发展。

既定政策情景下的各行业的能源需求占比(Mtoe)


以下4个传输渠道可加快净零经济转型:消费者偏好;政策;技术;投资。

欧盟在各方面均领先,美国和中国紧随其后,唯一例外的是整体技术创新由美国领先。但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则由欧盟领先。

然而,即使对欧盟而言,实现减排目标也将面临挑战。该目标需要更严厉的政策和大幅增加投资。

中国和美国比欧洲面临更大的实施风险,原因是其政策的宏大程度总体较低, 所面临公众和投资界加快转型的压力也较小。


虽然这3个经济体已经宣布了净零排放目标,但在制定政策以推动符合政策承诺的减排方面进展不大。因此,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减排政策将加速。更严格的政策可能将令受影响最大行业的企业面临更大的信用评级下调压力。

2020年,共有13%的私营部门评级行动提及了环境问题,高于2019年的5%,其中许多来自环境风险极高或高的行业。碳转型风险为2020年最常提及的环境因素,也是在碳转型风险极高或高行业的评级行动中,提及比例较高的考虑因素之一。


欧盟最近宣布了其在未来10年内推动减排的主要立法方案,即“适合55%”(Fit for 55)。然而,鉴于该计划的独特架构,可能需要至少两年时间才能得到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

在美国和中国,环境政策取决于国家、州或地区层面的政策决定。这两个国家推动减排的方式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美国,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政策行动,并提出了交通运输、发电和工业方面的减排建议。但是,其中许多建议的实施将需要国会的立法。鉴于各党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政治动态将继续对联邦层面的碳减排政策进展构成关键风险。

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套环境政策,作为其2021-25年十四五规划的一部分,包括从2020年起将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8%。虽然下一个十年的目标使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望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但这表明中国在2030年后将采取更积极及更具潜在颠覆性的减排措施,以便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转型风险的固有风险为极高或高的行业共15个;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企业和建筑公司有望从碳转型中受益


虽然受监管的电力及天然气公用事业的碳转型风险是高度负面,但受评公司的平均发行人状况分数是中等负面,包括中等负面的发行人碳转型分数。

这是因为受评公司通常已适应了低碳生产,这显示了行业的脱碳机遇。此外,业内多数公司可尝试收回遵守环境规定产生的成本。

环境因素发行人状况分数的主要区分点是物理风险。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A1)、Hydro-Quebec(Aa2)和Orkuveita Reykjavikur(Baa3)有望受益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因此其发行人状况分数是优于平均值的中性至低的E-2。上述公司的整体发电组合由水电或可再生能源组成。

Eskom Holdings SOC Limited(Caa1)和NTPC Limited(Baa3)的碳转型风险较高,因此其发行人状况分数是高度负面的E-4。

两家公司在加州面临山火风险,其重大的物理气候风险导致其发行人状况分数是极度负面和高度负面的E-4,另有18家公司的服务区域易受飓风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导致其分数是高度负面。


环境风险对所有受评煤炭开采和煤炭码头企业均较为重大,因为电煤的碳转型风险严重。与受评的受监管公用事业公司不同,煤炭开采和煤炭码头企业缺乏碳替代品,导致极度负面的环境因素发行人状况分数和极度负面的碳转型风险。

碳密集度较低的能源的全球需求及政策支持不断提高,这对煤炭业具有负面影响。多数公司的环境因素风险是极度负面。

我们打分的公司中仅有3家的碳风险低于行业水平,但仍是高度负面。这3家公司是Coronado Global Resources Inc(B2)、SUEK JSC(Ba2)和Warrior Met Coal, Inc.(B2)。

多数公司的物理气候风险是高度负面,而Bayan Resources TbK(Ba3)一家公司是极度负面。

这样的一致性反映了多个市场的电煤需求长期下降,以及煤炭业整体面临的反对声日益高涨。


适应碳转型的能力是区分部分公用事业公司的一个关键因素。将业务模式调整为低碳密集型的企业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了业务风险。但是,业务模式转变往往需要大量投资,并因此提高了杠杆率。

自2017年9月出售了油气业务后,Orsted A/S(Baa1)从上游油气生产商顺利转型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和运营企业。与受评的欧洲公用事业公司不同的是,过去10年该公司的评级一直保持稳定。


E.ON SE(Baa2)通过出售传统碳密集业务成功使其适应了碳转型。尽管如此,从碳密集度高的综合公用事业公司转型为配电网络运营商已导致该公司的杠杆率对于其评级而言处于较高水平。

另一方面,部分公司受益于碳转型及对现有业务模式具有支持性的监管环境,例如美国的NextEra Energy Inc(Baa1)和中国风力发电机生产商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Ba1)。


对于依赖化石能源的主权政府,此类能源需求增长的放缓影响了财政实力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如果没有其他来源的新增收入,或支出并未下降以弥补缺口,化石能源收入增长下降将降低财政实力。

由于下一个10年中段之前碳转型将造成化石燃料需求和价格的结构性下降,多个出口油气的主权政府将日益面临财政压力。体制实力较强、主权财富基金资产规模较大、化石燃料生产成本较低的政府处于管理碳转型的最佳地位。



银行必须在贷款与投资决策中采用气候标准,从而利用新机遇。此外,随着气候变化冲击经济、侵蚀企业收入及引发可能会影响银行信用质量的监管变化,银行必须学习管理新兴风险。

中国、欧盟和英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在全球太阳能发电领域领先,而欧盟和英国则在风力发电部署方面引领全球。该领域的领先企业包括中国和欧洲的设备制造商,例如晶科能源、Vestas Wind Systems A/S(Baa1)。

美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跟随大型全球同业。美国过去缺乏可再生能源生产的联邦政策,并且对税收补贴激励没有统一的支持,这两者是美国的弱点。

但是,拜登政府的净零排放目标、各州层面的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优势、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及经济发展考虑因素应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增长。

建筑公司可能会受益于未来提高建筑物能效的政策,尤其是欧盟和美国。

生产碳转型需要的金属(例如铜、镍和钴)的矿业公司将会从中受益。


环境因素发行人状况分数反映我们对发行人环境风险和受益敞口的看法。我们的评估侧重于信用相关因素及其对信用状况的正面或负面影响程度。

发行人状况分数以五分制表示,从E-1(正面)到E-5(极度负面),是信用评级的参考因素。

作为我们对环境因素发行人状况分数评估的一部分, 我们从信用角度评估通常最为相关的子类别,称为发行人类别分数,采用从1(正面)到5(极度负面)的五分制来表示。发行人类别分数含碳转型、物理气候风险、水资源管理、废弃物与污染和自然资本等。

尽管环境、社会与治理风险和受益是我们评级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发行人状况分数不一定与评级水平直接相关。发行人状况分数不反映发行人的总体信用优势或劣势,例如品牌或财务灵活性。两家发行人可以有相同的评级但完全不同的发行人状况分数,或者发行人状况分数相同而评级截然不同。




穆迪报告Carbon Transition – China, EU and US: Implementation of net-zero policies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major economies的中文翻译本,英文报告于2021年9月9日发表(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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