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业 | 最新的健康险政策可推动多元化,但提高承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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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布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长期健康保险的发展,并将保险覆盖面扩大到有既往症的人群。此类人群也被称为“非标体”,以往一般不符合投保商业健康保险的要求。最新的政策调整以现有政策方向为基础,目标是鼓励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充,以应对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相关政策调整大多是在过去3年内公布的,其中包括:长期医疗保险费率调整新规;税优健康险产品新规;以及大力推广由政府引导支持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惠民保”。这些调整可提高公众对保险的意识和接受度,从而创造新的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已开始销售新的健康险产品,这有助于丰富其产品结构,但引发了对定价充足性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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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健康保险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收入和健康状况的不同保障需求。其他险种增长乏力也推动保险公司丰富其健康保险产品范围,使得保险公司能够扩大客户群,并挖掘私人医疗领域未被满足的保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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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险的来源包括:保险公司从提供短期健康保险产品转向提供长期健康保险产品;保险范围扩大至非标体风险类别;以及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理赔数据和运营经验有限。上述因素均具有负面信用影响。社会风险也有所增加,特别是从客户关系的角度来看。此外,社会责任是大力发展这些新产品的原因之一,目标是为广大民众提供医疗保障。因此,这些产品的利润预计将较微薄,其销售不会对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带来太大贡献。
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业的历史相对较短,因为一般民众的医疗保障由全国性的基本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中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业在过去10年中才开始迅速增长,在此期间,被称为“百万医疗险”的短期健康保险和长期重疾险这两类主要产品开始受到关注。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旨在弥补全国性基本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不足。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医疗保健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正好满足相关需求。这种保险可覆盖基本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未覆盖或覆盖不足的医疗费用和相关财务损失。2022年,商业健康保险保费达到人民币8,650亿元,相当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28%左右;而同年保险公司支付的赔付金额为人民币3,600亿元,相当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15%左右1。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是政府筹集用于职工基本医疗的专项基金。
一般而言,健康保险可分为4类: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附录1]。2022年,健康险保费占中国保险公司总保费的18%。四大健康险险种中,重疾险和医疗险占大多数。
重疾险多数可提供长期的保障,为特定重大疾病提供一次性赔付。对于寿险公司,重疾险仍然是主要健康保险产品,由于利润率较高,因此也是新业务价值贡献的主要来源。由于疫情后需求转弱,理赔经验恶化,且2021开始监管趋严,近年来其增长已开始放缓。
短期医疗保险是财产险公司销售的主要健康保险产品,期限通常为一年。最受欢迎的产品是“百万医疗险”,这种产品对医疗费用的保障额度可以高达人民币几百万元,而保费相对较低,从几百到几千不等。这种产品得益于快速增长的网上销售渠道以及大数据技术在定价和准备金方面的应用,也是过去几年包括疫情期间和疫情后,财产险公司的健康险业务的主要增长来源。
长期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是中国市场刚刚兴起的两类商业健康保险产品。长期护理保险可补偿符合条件的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而失能保险有助于弥补因失能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人口老龄化加重了中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负担,这样的人口结构因素成为中国加快医疗市场改革和商业化的基础,并带动对各种健康保险产品的需求。近期的政策方向侧重于推动长期健康保险,并将保险覆盖面扩大到“非标体”人群,以确保持续的医疗保险保障,并让更广泛的人群更容易获得健康保险。
2016年,中国政府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探索将之纳入社会保险制度,并于2020年在首批试点基础上新增14个试点城市2。
然而,这些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无法满足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快速增长的需求。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被视为填补这一缺口并帮助减轻公共财政负担的解决方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新规表明,从2023年8月1日起将适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范围扩大至长期护理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主要险种,并将既往症等人群纳入医疗保险承保范围(附录2)。
推进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方向将鼓励保险公司丰富产品供给,并允许保险公司扩大客户基础,同时挖掘私人医疗领域未被满足的保险需求。
过去几年,寿险公司在养老和健康险产品这两个保险需求最大的领域面临增长挑战。
重疾险多数可提供长期甚至终身保障,是寿险公司的主要健康保险产品,也是新业务价值贡献的主要来源。由于理赔经验恶化、现有客户群需求减少以及销售队伍萎缩,该产品已经失去了增长动力。在寿险公司的整体产品结构中,健康险(主要是重疾险)的保费贡献已从2021年的23%降至2023年上半年的19%(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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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百万医疗险”和团体医疗险等短期健康险产品,寿险公司面临财险公司的直接竞争,因此并未将短期健康险作为其产品重点或其保费和盈利的主要来源。
包括退休相关养老产品在内的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是寿险公司的主要增长来源。然而,由于利率下降的环境导致利差压缩,同时银行、共同基金和信托公司也提供各种退休储蓄产品,导致竞争激烈。因此,这些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因此,新的健康险产品将成为寿险公司在寻求新保险需求、实现产品多样化,以及获取额外保障型产品收入等方面寻求突破的关键领域。但由于这些产品利润微薄,因此不大可能对盈利能力产生很大贡献。
受2020年公布的长期医疗保险新规的引导,寿险公司的重点正从1年期的短期健康保险转向15-20年费率可调型长期医疗险,原因是寿险公司拥有长期险方面的专业知识,也拥有财险公司所没有的长期健康险产品的销售牌照。长期健康保险将为保单持有人提供持续的保障,降低年度承保成本,并通过期缴保费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税优健康险是监管机构对寿险公司设定的另一项重要要求。目前税优限额标准为人民币2,400元/年,虽然规模可能不足以刺激强劲增长,但却为符合条件的寿险公司提供了探索新产品类型的灵活性,例如长期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以及针对老年人和有既往病史的人群的定制产品和定价,而此类群体多数不符合条件购买标准的健康保险产品。此外,新规将投保范围从保单持有人个人扩大到其配偶、子女、父母等家庭成员,从而扩大了客户群并创造了新的保险需求。
另一方面,财险公司的个人保险业务在实现增长时也面临挑战,竞争也有所加剧。随着新车销量下降以及车险改革后赔付率上升,车险的保费贡献持续下降,而车险是财险公司最大的产品线。作为非车险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健康险已成为推动保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2023年上半年占财险公司总保费收入的15%(图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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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财险公司销售的短期商业健康险正面临“惠民保”等政府发起的普惠型健康险产品的激烈竞争。惠民保是居民自愿参保的普惠型医疗保险产品,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手段。惠民保由政府推动引导,但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保单的承保和理赔的管理。惠民保的保费较低,通常在人民币100元左右甚至更低,承保标准灵活宽松,且往往不限年龄和健康状况。因此,惠民保在过去3年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并在原本应由纯商业化健康险覆盖的中低端市场中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因此,出于对寻求新增长来源的强大动力,财险公司会将产品范围扩大到有既往病史的人群,并探索长期护理和失能保险等新产品。健康保险的增长还将有助于财险公司分散巨灾风险,这是农业保险、汽车保险和财产保险等其他产品面临的主要风险。
中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历史较短,而政府出台的新的政策和法规促使保险公司从提供短期健康保险产品转向提供长期健康保险产品,并将保险范围扩大至次标准风险类别,这些情况都将大大增加定价不足的风险,从而对保险公司的承保纪律构成挑战。新的健康保险产品带来的额外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上已经相对薄弱的承保利润。大多数财险公司在意外伤害和健康险方面仍然面临承保亏损的情况。2022年,中国前三大财险公司的健康险业务的加权平均综合成本率为99%3,这是其他大多数小型保险公司难以达到的水平。
首先,数据获取是一大挑战。商业健康保险的理赔数据和消费者行为研究有限,因此很难确保健康险的定价和准备金的充足性,尤其对于任何新产品而言更是如此。这可能导致健康险产品定价不当,损害保险公司的利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医疗保障局共同推进商业健康险信息平台与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信息共享后,保险公司正试图利用历史更悠久、覆盖面更广的公共医疗系统的数据。但由于商业健康险和公共医疗体系在理赔行为、支付模式和客户状况方面存在差异,数据借鉴并不容易。考虑到数据隐私和同业竞争,就数据共享范围达成共识也将需要时间。
其次,长期健康险产品即使费率可调也会面临理赔通胀等新的风险。这令预测长期医疗费用及确保定价充分性变得非常困难。
多种因素会增加理赔经验的波动性,并导致实际理赔情况与最初的假设存在较大偏差,从而引发定价不足和准备金不足的风险。这些因素包括技术突破、新药问世、政府医疗保健政策的调整、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等人口结构变化、保单持有人的道德风险行为,或保单中的某些特征导致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激励机制不匹配。较高的医疗通胀也会降低免赔额作为降低道德风险和理赔发生率的关键产品特征的作用。
与此同时,产品的长期性质也给保险公司带来更高的利率风险。在高利率环境下定价的保单可能在利率下降时面临保险费率上调的压力。保险公司在投资回报低于预期时将难以覆盖理赔成本。
此外,费率可调的实际效果仍有待检验(参阅报告《长期医疗保险新规将提高定价灵活性,但风险仍然存在》,2020年4月)。费率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导致健康的投保人认为保单并不物有所值而放弃投保,这将导致被保险人群数量减少,并且健康状况较差的投保人比例上升。因此,尽管费率有所提高,赔付率仍会上升。在极端情况下,这将导致“死亡螺旋”,即费率持续上升,健康人群继续退出投保人群体,进而导致费率进一步增加,直至计划崩溃。
定价不充分的例子是早期长期护理保险,这些保险主要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销售,并给美国的保险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保单的特点包括:对退保率估计不当,保单持有人持有保单的期限远长于最初预期;承保标准宽松,对非标体人群的风险补偿要求不足;保险保障慷慨,比如涵盖终身的保险保障期限。上述失误导致这些产品的成本被严重低估,而在保单签订20-30年之后低于预期的利率,也给这些产品带来财务困境。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费率,但仍无法避免死亡螺旋效应带来的高额损失。
中国保险公司可以从美国同业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数据积累,美国的保险公司目前对长期护理险产品的定价更加保守,例如在关键定价假设中考虑较高的风险边际,并采用更为严格的承保标准,拒保比例较高。
第三,在将保险覆盖面扩展到非标体人群时,逆选择风险将是核保的主要考虑因素。与健康的参保者相比,患有既往病史的参保人倾向于更多地利用保险福利,并在保险计划中停留的时间也更长,这将导致风险特征和保费出现不平衡,从而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
最后,较长的保单期限和保险覆盖非标体人群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社会风险,特别是从客户关系角度而言。销售误导、被视为不公平或歧视性的定价,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对客户争议的不当处理,都可能给保险公司带来重大的声誉损失、罚款,并最终丢失市场份额。从长期来看,管理客户关系风险敞口和遵守相关法规的能力将是保险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中国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和承保方面对这些新的健康险产品采取了相当审慎的方法。某些保单特征,包括较长的保险生效等待期、赔付限额(赔付的最高金额和最长给付期限)、免赔额甚至累进免赔额和共同保险,可作为风险缓解措施,并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服务来改变投保人的行为。保险公司还积极推广健康红利,以奖励投保人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从而降低理赔发生率。保险公司还通过提供健康服务或组合产品(如寿险与健康险保单捆绑销售),努力提高健康的投保人的保单继续率。
监管机构还制定了限制措施,以确保只有具备稳固资本和健全管理框架的合格保险公司才能提供这些新的健康产品,最新的税优健康险新规便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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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数据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
2.国家医疗保障局和财政部《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2020年9月
3.该比率是根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A2/稳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A1/稳定)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A1/稳定)的意外伤害和健康险综合成本率和保费计算得出的。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此报告是于2023年09月06日发表的穆迪报告Insurance – China:Latest policies for health insurance improve diversification but raise underwriting risks的中文翻译本。(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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