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转型 | 碳转型蕴含风险与机遇；目标设定的迟缓将阻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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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年10月30日
分析师：汪洋，简震华，何卓荣，Rahul Ghosh，Brian Cahill中国(A1/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碳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面临不断上升的碳转型风险。穆迪分析的Temperature Alignment Data(TAD)显示，中国企业在设定与特定气温路径相关联的脱碳目标方面落后于全球同业。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Aa3/稳定)的监管机构正在制定更有约束性的规定，这应会提高透明度并帮助上市非金融企业管理其碳转型风险敞口。
政府的脱碳承诺有利于可再生能源企业和新能源汽车生产商。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统一的政府政策支持、清晰的路线图、国有商业银行的顺畅融资渠道以及相关重大投资将支持中国企业的收入增长和全球扩张，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企业。
碳密集型行业的企业面临不断上升的碳转型风险。中国大约22.5%的受评非金融企业面临碳转型风险的严重影响，这一比例高于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电力、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及钢铁业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相关挑战包括杠杆率和运营成本提高、产品的需求下降以及市场进入渠道缩减。
中国企业在设定与特定气温路径相关联的减排目标方面落后于全球同业。我们选取了TAD涵盖的485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上市非金融企业作为样本，其中大多数企业尚未设定任何目标。延迟设定目标及相关过渡计划对企业具有负面信用影响，原因是企业日后可能需要采取更激进行动来满足更严格的减排规定，进而提高成本与杠杆率。
监管措施应会推动更积极一致的信息披露。TAD涵盖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设定的目标比上海或深圳证交所上市公司更明确，不过这三地上市公司在提高透明度方面均有显著空间。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监管要求的提高可能促使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上市公司更积极一致地报告减排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统一的政府政策支持、清晰的路线图、国有商业银行的顺畅融资渠道以及相关重大投资将继续支持中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收入增长和全球扩张。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定义指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包括乘用车和商用车。
虽然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2021年全球排放的31%，但中国政府关于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承诺正在逐步重塑国内的商业格局和资本流动状况。
根据Carbon Monitor Project1的统计，电力行业是中国碳排放最大的行业，在2022年全国碳排放中的占比近47%。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并于2005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政府还制定了全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及量化目标，并为2022年之前投入运营的项目提供电价补贴。中国的清洁能源投资规模也较大，2019-2023年估计增加了1,840亿美元，是单一国家或地区规模最大的增长(图表1)。
中国在2012-2021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中的占比最大。2022年中国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新项目向平价上网过渡，政府补贴不再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大型国有发电企业将在未来几十年推动中国绿色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企业受益于政府大力支持、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因运用新技术和扩大规模而带来的运营成本逐渐下降。但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在短期内可能导致杠杆率大幅上升，在更长期内其燃煤发电机组面临资产搁浅风险。
为了减少碳排放，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还与国内汽车生产商大量投资于新能源汽车的各种技术。交通运输业是国内第四大碳排放来源，约占全国总排放的8%。政府提供财政激励措施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及提高能效标准，同时在部分城市对传统燃油车采取牌照限制。此外，日益担心空气污染的中国消费者已迅速转向清洁能源汽车，因此带动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2022年，中国市场纯电动汽车销量为690万辆，占全球销量的65%。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俄罗斯受制裁导致全球主要汽车厂商撤离，以及欧盟(Aaa/稳定)国家和美国(Aaa/稳定)等海外市场迅速接纳新能源汽车，这些因素正在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因此，2023年上半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和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超过2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最为突出，而同期日本汽车出口为200万辆。
因此，中国汽车生产商有望受益于全球销售增长，尤其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侧重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尽管如此，该行业也面临挑战，其中包括国际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行业对大规模投资的持续需求、国内厂商的品牌知名度不及全球知名同业，以及锂等原材料的价格波动。这些难点将考验各家汽车生产商的创新潜力、运营及财务灵活性。
难减排行业的企业面临不断上升的碳转型风险，这会削弱其信用实力。相关挑战包括杠杆率和运营成本提高、产品的需求下降以及市场进入渠道缩减。
在其他行业中，中国钢铁业极易受碳转型风险的影响，原因是钢铁企业仍主要采用转炉法炼钢。这一传统技术的碳密集度远高于电弧炉炼钢法，而后者在2022年中国粗钢生产总量中仅占9.5%。鉴于房地产业下滑形势下行业周期转变，并且相对较低的钢铁价格和高企的原材料成本导致利润率受到挤压，升级设施和实现脱碳目标所需的大量投资将令钢铁企业承压，尤其是面临资金和技术限制的企业。这对钢铁业具有负面信用影响。
2022年2月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钢铁业降碳指导意见，将行业碳达峰的期限延后5年至2030年，以协助企业统筹安排降碳投资。但是，政府也为该行业制定了严格的目标，到2025年钢铁业的电炉钢产量占粗钢总产量比例要达到15%，同年80%以上钢铁产能要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对于石油行业，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将抑制汽油和柴油等成品油的需求。我们预计中国汽油需求将在3-5年见顶，而柴油消费的增速也会放缓。在供应方面，作为脱碳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已设定了成品油产能上限，到2025年将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内。根据市场研究机构Energy Institute的统计，2022年中国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已达9亿吨左右。需求放缓及供应受限可能会加剧市场竞争，如果中国炼油企业未能实现业务显著多元化，则其增长可能会受到制约。
我们还预计政府将出台更多具体的脱碳政策，对更多行业造成影响。例如，2021年政府推出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目前仅涵盖电力行业。ETS对受评发电企业的长期信用具有负面影响，原因是企业需要消化增加的排放成本。此外，我们预计该体系将会扩大至水泥、化工和钢铁等其他碳密集型产业。覆盖面的扩大将提升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从而更好地反映多个行业的减排成本。由于中国力图实现脱碳目标，我们预计未来5-10年国内碳价将逐渐上升。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35年碳价将从当前的人民币50-60元/吨升至人民币70-110元/吨(图表2)。如果碳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无法将相关支出传导给终端用户，则碳价上涨将提高企业的整体运营成本。
国际社会日益重视气候行动，这也可能会削弱在国际市场运营的碳密集型行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欧盟新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立法逐步取得进展，第一阶段覆盖水泥、钢铁、铝、化肥、电力和氢能行业。如果这些企业未采取参与自愿性碳交易市场等切实的措施来减少其碳足迹，则上述机制的实施将提高其成本，并减少其在该地区市场的进入渠道。铝和钢铁生产企业最易受到冲击，原因是对欧盟的出口占中国这些产品对外总出口的比例很大(图表3)。
除了欧盟之外，澳大利亚(Aaa/稳定)和美国等市场也在考虑采用与碳边境调整机制相似的框架。如果此类措施广泛落实，则会严重影响碳密集型行业的中国企业，因为企业需要应对增加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包括购买排放配额的成本以及支持碳交易及遵守不同国际机制的额外管理成本。
较大比例的受评非金融企业面临碳转型风险的冲击
约5%的受评中国非金融企业(包括电力公用事业、电动车电池生产和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业务模式将受益于向低碳经济转型，碳转型类别分数为1。
与之相反，22.5%的受评中国非金融企业面临碳转型风险的严重影响，在我们的ESG框架下的类别分数为4或5，这一比例高于北美和拉美、欧洲、中东与非洲，不过低于亚太其他地区(图表4)。其中，电力、石油与天然气、化工及钢铁业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图表5)。
中国企业2在设定明确的减排目标或相关详细的转型计划方面落后于全球同业。延迟设定目标和管理转型风险对于中国企业具有负面信用影响，因为它们可能需要在较短的调整期内满足国内外更严格的政策要求，这可能对其业务模式造成更严重干扰或者限制其进入一些国际市场。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其成本和杠杆上升，损害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状况。
根据我们对穆迪分析截至2023年5月Temperature Alignment Data(TAD)涵盖的中国内地和香港485家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研究，只有约4%的企业已经设定了与特定气候路径相关联的减排目标，而欧洲的这一比例约为29.5%，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为19.9%。此外，逾80%的上市非金融企业尚未设定任何目标。只有7家公司设定了符合气温升幅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的情景的目标(图表6)。
在碳密集型行业的105家中国企业中，75%的企业未设定任何目标。对于已设定目标的企业，多数情况下其缺乏充分的信息将目标与特定气候情景相关联，或者仅符合全球气温上升2.7摄氏度或以上的情景。只有3家企业(一家钢铁制造商、一家汽车制造商和一家航运公司)的目标可能与全球气温升幅低于2.0摄氏度的情景相符(图表7)。目标设定比例较低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很多国有上市公司默认地需要遵循政府的脱碳目标，并且的确在引领碳转型投资，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例外情况是，有两家核电企业尽管没有具体目标，但在应对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因为其将受益于中国的脱碳进程和旨在降低国家能源依赖于化石燃料的举措。为保障能源安全和脱碳提供的持续政策支持以及技术进步将确保核电在中国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
民营企业披露计划的详细程度略优于公共部门企业
我们对样本中66家受评企业(占大中华地区所有受评企业的27%)的分析显示，只有4家企业根据与特定气候情景相对应的信息设定目标，而其余大部分目标缺乏挑战性，只符合全球气温上升2.7摄氏度或以上的情景。
此外，受评民企设定和披露的目标通常比受评国企更明确，也更具有挑战性(图表8)。
民企的所有权结构往往更多元化，因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力更大。机构投资者和资产所有者越来越关注其投资中的气候风险敞口。从2012年到2023年6月，由负责任投资机构和服务提供商组成的全球领先网络——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3的签署机构数量增长7倍以上，其中约4%来自中国。截至2023年6月，签署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20万亿美元。机构投资者预计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透明度和信用度将增强，并且中国民企受到的影响可能超过国企。
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监管要求的提高可能促使亚太地区的企业更积极、一致地报告减排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年来，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等主要城市一直在努力成为地区或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和ESG投资中心。很多城市正在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政策，尤其是气候相关披露方面。
目前，香港联交所已制定了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指引。企业可以在“遵守或解释”的基础上披露气候相关事项，例如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和能耗。联交所鼓励企业披露符合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建议的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并将在2025年或之前强制实施。
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尚未制定整体性的ESG或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规定。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都针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单项披露规则，而未出台整体规定。此外，这些规则仅针对特定行业或达到一定门槛的企业。例如，上海证交所仅要求被国家环保部门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企业披露主要污染物的具体排放数据、管理机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行动计划。
监管要求的差异将导致企业设定目标和披露的准备程度不同。例如，TAD涵盖的香港上市企业在设定脱碳目标方面可能比上海或深圳上市企业更透明，但仍有改善信息披露的空间(图表9)。
我们预计香港和中国内地监管机构将实施更严格的可持续发展披露监管要求，内地上市企业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将逐渐改善。拥有详细的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披露、具有挑战性的减排目标和有效的实施战略的企业在应对监管要求变化方面处于最佳地位，从而可以降低碳转型风险。
香港联交所计划执行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要求，若该规定得以落实，将较当前规定大幅收紧。联交所计划要求上市企业披露气候风险的财务影响、具体转型计划、范围1、2和3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如何将气候相关考虑因素纳入薪酬政策等。新规将于2024年1月1日生效，企业从2026年起必须全面遵守该规定。
中国内地监管机构也在采取措施。2023年8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参考ISSB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等制定的全球标准，发布了包括气候相关指标在内的一系列ESG专项报告参考指标，以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模板。国资委希望所有央企在2023年底前采用这些新披露规定。这些新规若成功实施，将会促使其他上市企业效仿，进而将有助于改善内地上市企业气候相关披露和目标设定的总体透明度。
1.加州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牵头的全球碳排放追踪项目。
2.在本报告中，中国企业指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市的企业，因为其监管机制相近。中国台湾的企业监管有很大差异，而中国澳门特区没有证券交易所。
3.穆迪是负责任投资原则的签署机构。
此报告是于2023年10月30日发表的穆迪报告Carbon Transition – China:Transition pose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slow target-setting hinders action的中文翻译本。(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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