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ESG | 2024年展望:绿色科技、政策及气候融资将共同推动信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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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六大主要趋势将左右2024年及此后的信用实力1。绿色科技和颠覆性创新将日益驱动受碳转型影响最大的行业中的投资与商业决策,但疲弱的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则会对净零排放目标形成障碍。企业和金融机构将在复杂的ESG政策格局中前行,几个地区的气候与可持续发展强制披露要求即将生效,同时监管机构关注漂绿行为,并且密集的选举活动可能会造成气候政策变化及加剧社会紧张局势。日趋加剧的物理气候风险将对政府和企业造成越来越大的经济和财务损失,并导致部分市场的相关保险更加昂贵或无法提供,凸显了对适应气候变化和抗压能力进行投资的必要性。但是,即使动员民间融资的努力可能初见成效,新兴市场的气候融资缺口仍将是一个障碍。对于自然资本敞口较大、废弃物和污染风险较高的企业,环境退化受到的关注程度加大会造成监管、诉讼和市场风险。此外,碳转型、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AI)等因素将开始重塑未来的工作模式,并产生社会与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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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ESG因素等所有重大信用考虑因素纳入我们的信用评级。目前ESG考虑因素对多家债券发行人产生重要的信用影响,并且对信用实力的影响可能会逐渐加大。我们对授予了ESG分数的近12,000家实体的分析2显示,ESG特征对3%的发行人的信用评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并对15%的实体产生明确的负面影响。对于上述发行人或交易,其评级低于不存在ESG风险情况下的评级。对26%的获ESG分数的发行人,目前ESG因素对其评级产生有限的负面影响,但该影响可能会逐渐加剧。例如,在没有缓解或适应措施产生抵消作用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敞口将日益转化为财务影响。ESG因素对3%的实体产生正面影响,此类发行人的信用评级高于不存在ESG考虑因素情况下的评级。关于我们上述方法的详情,请参阅我们的跨行业ESG评级方法。
有力的政策支持、市场发展势头及成熟清洁能源技术不断提高的成本竞争力(图表2)将支撑2024年主要市场的绿色资本支出,并加快重点经济领域的碳转型步伐。美国(Aaa/负面)也在此列,其《通胀削减法案》为投资可再生能源和纯电动汽车等成熟清洁能源技术以及绿氢、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新兴绿色解决方案提供大量财务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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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也在推动欧盟(Aaa/稳定)和中国(A1/负面)的绿色投资,进而重塑受影响最大行业的企业的投资战略及碳转型风险。根据我们最近更新的独家碳转型指标分数,电力公用事业在向低碳经济快速转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油气行业则因政策与市场风险上升导致其处境最为不利(图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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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应用的背景下,虽然汽车和电力行业均处于转型之中,但汽车业在主要市场实现政策制定部门要求的转型速度所面临的障碍更大。例如,欧盟和美国加州(Aa2/负面)自2035年起将对销售内燃机新车予以限制。在电力行业,向可再生能源倾斜逐渐导致商业可再生电力项目的已实现价格下降以及对冲价格风险的难度加大。
对于油气行业,交通运输和电力的转型速度突出了不断上升的需求风险。某些受评综合石油公司在投资如绿氢3和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绿色多元化业务,但上述方法哪些可以产生利润尚不明确。此外,多家企业近期削减了绿色转型支出,并增加了对烃资源的长期投资。在快速转型情景下,投资CCUS技术等减少运营排放的措施并不会减小需求下降的敞口。
在钢铁、航运和航空等低碳技术并未大规模出现的减排难度较大的行业,绿氢、生物燃料和CCUS等新兴绿色科技获得的政策支持在推动民间与公共投资不断增长,并产生全新的信用风险和商机。例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旨在通过一系列补贴和示范项目来快速降低上述技术的成本,并显示其可规模化,从而加快其应用。欧盟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同样在改善战略性清洁技术的投资环境。2023年11月,欧盟启动30亿欧元补贴计划的首轮竞标,以便推动欧洲氢能产业。
对于上述行业的企业,创新步伐、新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及未来几年的投资能力将影响碳转型风险和长期竞争地位,但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会较高。与此同时,企业需应对提高运营成本的日趋严格的减排政策。例如,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将在2024年延伸至航运业。
全球加快转型速度的政策势头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得以体现,缔约方同意向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能源体系的目标加速前进,到2050年脱离化石燃料并达成净零排放。为了推进上述目标,130个国家/地区承诺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加两倍,年能效提升率翻一番4。
虽然全球经济存在加快减碳的整体势头,但高利率和全球增长放缓可能会影响2024年的绿色投资,并妨碍资本密集型项目的执行。例如,资本成本上升威胁着美国部分风电项目的可行性,并延缓英国的海上风电新项目。在新兴市场,资本成本高于发达经济体,而主权政府财政预算受到限制,因此高利率将是实现减碳目标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
密集的选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政策不确定性,并对绿色投资趋势构成风险。具体来看,11月的美国大选将明确2025年开始的联邦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在欧盟,由于气候政策日趋政治化,6月份议会选举的结果也可能会影响对碳转型的支持。
贸易壁垒将继续对汽车制造和电力等行业产生供应风险。例如,若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调查导致征收关税,则会支持欧洲制造商,而代价是牺牲中国汽车企业的利益,并可能减缓欧盟实现电动汽车目标的进展。与此同时,近期欧盟与美国采取政策,旨在降低对绿色转型必要的中国制成品和原材料的依赖性(图表4),但这些政策需要时间才能收到成效。尽管2023年11月美国和中国同意在气候相关问题上重启合作,但此方面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总体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
同时,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碳转型政策(例如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将加大新兴市场企业的碳转型风险。例如,碳边境调节机制将提高新兴市场多家碳密集行业企业的成本,并降低其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该机制的第一阶段将于2024年生效,初期仅要求报告,其覆盖水泥、钢铁、铝、农药,以及电力与氢能生产企业。澳大利亚(Aaa/稳定)和美国等国在考虑引入类似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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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企业和金融机构将需应对越来越多的气候与可持续发展披露要求,同时密集的选举计划在逐渐加剧关键ESG问题的多极化,为主要市场的气候政策和社会风险带来不确定性。
全球监管机构日趋要求企业披露ESG相关数据,尤其是气候风险敞口的信息,包括碳转型和物理气候风险。虽然恪守披露要求可能会比较复杂,但会改善企业甄别、管理和监控其风险的能力。
例如,2024年将是企业根据欧洲《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下的《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进行报告的第一年,该指令要求企业披露其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敞口,以及其活动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双重重要性)。对于2024年的报告,企业需要收集覆盖12个无关行业特征标准的数据点,从总体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到更具体的气候、污染和劳动力相关问题5。
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碳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制定详细的减碳目标方面往往落后于全球同业6,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预计所有上市央企将在2023年底之前采用包括气候相关指标在内的ESG自愿披露指引。
强制性披露将逐渐支持企业和资产所有者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评估与管理,尤其是在上述披露对气候风险和财务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提供有助于决策的意见时。但是,落实披露工作将对企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会产生合规成本,尤其是供应链上下游的排放量对多家公司而言仍会难以说明。企业和地区之间缺乏标准化也可能在短期内限制披露的作用。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最新状况报告7,截至2023年10月,19个国家/地区已执行或在执行符合该工作组建议或包含其建议的强制披露要求(图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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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2024年会有更多地区的披露要求将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的气候相关及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总体披露标准接轨,这些标准包含TCFD的建议。这将逐步推进地区间的标准化和协作,并可能降低披露企业的合规成本。2023年底,澳大利亚、巴西(Ba2/稳定)、加拿大(Aaa/稳定)、日本(A1/稳定)和新加坡(Aaa/稳定)的监管机构宣布拟采用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一致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相关的自愿或强制披露标准,或与后者共同审查此类披露标准的一致性。自2024年起CDP的全球环境披露平台会纳入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的气候相关披露标准,这将进一步支持数据标准化,并使投资者更易获得统一的气候相关信息8。CDP也将在2024年开始采用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反映了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评估自然相关风险的兴趣日渐高涨。
强制披露将提高披露企业的监管风险,特别是在披露未能正确反映其绿色资质的情况下。美国和欧盟的金融监管机构已表示,跟踪上市公司对气候披露标准的合规情况是首要任务。英国、欧盟、加州、澳大利亚、韩国(Aa2/稳定)和新加坡等地的监管机构也在关注漂绿行为。
对于可能被视为应对敞口采取的措施太少及夸大减碳计划的企业,其气候风险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也会加大上述企业的财务和声誉风险。具体来看,转型计划薄弱的碳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可能面临融资成本上升或收入下降,原因是其借款的金融机构及其服务的企业客户在实现自身净零排放目标方面取得进展。但是,金融机构仍将面临持续的数据障碍和各种分类法对转型活动的不同定义问题,进而使投资决策与净零排放承诺接轨的过程复杂化。
此外,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厘清政策制定部门、投资者和客户对ESG相关问题的不同意见。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企业正面临来自部分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减少在企业和投资战略中纳入的ESG相关考虑因素。对资产管理行业的关注尤其加大了该行业的业务与监管风险,但立法部门迄今采取的措施造成的信用影响有限。在选举活动频繁的这一年中,多个主要经济体将进行全国选举,气候变化等ESG相关事宜进一步政治化的风险较大。
山火、热浪和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严重性加剧,导致企业和政府蒙受越来越大的财务与经济损失,并突出了大量投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必要性。
我们估计受评债务金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16个行业对物理气候风险有较高的固有敞口,其中包括新兴市场政府。由于迄今为止的排放情况已经反映了到2050年气候变化的某些负面影响,因此物理气候风险将在未来几十年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信用考虑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发生且越来越同步的气候相关自然灾害可能会制约投资、生产力增长及经济产出,并加大社会压力。
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降水模式可能会因气候变化而加剧,2024年上述模式可能导致一定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并影响拉美和亚洲的农业收成。
新兴市场面临物理气候风险造成的更不利的后果,并且适应上述风险遇到的障碍大于发达经济体。由于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严重性继续上升,落实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将对缓解其社会经济和财务影响至关重要,并将成为区分信用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COP28大会上,与会代表同意启动前一年大会承诺的损失与损害基金,帮助受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分担气候变化的成本。虽然这是迈出的重要一步,但7.92亿美元的承诺资金与所需的总金额测算相比实属杯水车薪9。
除了新兴市场政府之外,蛋白质及农业、公用事业等资产密集型产业也尤其易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图表6)。新兴市场主权政府和市政府在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规划努力,这可能会支持长期信用质量,但预算和体制能力限制对其工作进展形成主要障碍。与此同时,公用事业公司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电网对极端气候的抗压能力,并降低山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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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山火已为保险公司、公用事业企业、州及地方政府造成较大的财务负债。例如,2023年8月毛伊岛(Maui)山火席卷拉海纳镇(Lahaina),其影响削弱了夏威夷电力公司(Hawaiian Electric Company,B3/稳定)的信用质量。除了维修大量损坏设施和设备的成本之外,如果调查结构的结论是该公司的设备引发山火,则其也将面临高额财务负债。2023年巴拿马运河干旱也显示了气候风险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
物理气候风险也在重塑保险业的部分领域。瑞士再保险估测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自然灾害保险损失可能连续第4年达到1,000亿美元10,高于2012-2021年期间810亿美元的平均值。(再)保险公司已经通过提高保费、修改合同条款或者降低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方式应对连年高于均值的灾害损失。在美国,一些主要保险公司正在撤出佛罗里达(Aaa/稳定)和加州等本土保险市场或降低相关市场份额。如果保险成本显著上升或者住房抵押贷款获取难度提高,在受冲击最大的市场中业务活动和房地产行业可能会逐渐削弱。政府政策在这些格局转变的影响方面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在水资源日益短缺以及水资源压力严重的地区需求增长的情况下,水资源管理实践正在起到更大的缓解作用。债务总额接近2万亿美元的8个行业面临较高的水资源管理敞口,包括采掘业、蛋白质和农产品公司、水务和废水公用事业以及新兴市场地方政府。举例而言,供水压力和水资源管理风险是中东和北非主权国家环境风险敞口的主要推动力,而对于埃及(Caa1/稳定)、摩洛哥(Ba1/稳定)和突尼斯(Caa2/负面)等地,用水量大的农业是重要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因此上述风险是其最大的信用制约因素。
投资是稳健应对气候变化并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资金支持的关键。新兴市场的主权信用风险和融资渠道限制使其面临的气候融资障碍仍将大于发达经济体,这会严重影响减碳目标的实现,因为新兴市场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二。
虽然很多新兴市场已承诺减少碳排放,但近期的清洁能源投资一直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图表7),这些地区的资本成本较低,并且政府可以提供大量政策支持。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算,新兴市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项目成本高达发达经济体的两倍,这将阻碍新兴市场推进转型目标。此外,新兴市场还面临不得不平衡碳转型目标与经济和社会因素(例如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扩大电力和基本服务获取途径)的额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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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和国际金融公司11(Aaa/稳定)预计,若要满足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能源需求增长,从21世纪30年代初开始,新兴市场每年的清洁能源投资应达到2.2万亿至2.8万亿美元12,是当前水平的3倍多。中东、欧亚大陆和东南亚地区面临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缺口。在气候适应方面,联合国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估测到2030年每年需要投资3,870亿美元来实施国内气候适应计划。
最近新兴市场促进气候投资的举措处于初级阶段,但可能从2024年开始取得成效,不过规模有限。这些举措包括扩大多边开发银行融资规模、实施“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以及实现自愿碳市场增长。
COP28大会上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者关于增加新兴市场投资的多个承诺反映了上述举措的发展势头。例如,国际金融公司宣布与气候联盟(Allied Climate Partners)协同推出一个促进新兴市场气候相关项目投资的新平台,这是多边开发银行不断扩大混合金融解决方案规模的部分举措。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临近,多边开发银行已加速发放更多贷款,与G2013在2022年7月资本充足率框架中的建议一致。多边开发银行目前存在一定的加杠杆空间,但程度各异14。
在COP28大会上,世界银行集团还承诺从2024年7月开始的财年将其45%的年度融资用于气候相关项目,高于2021年设定的35%的目标15。会议主席国阿联酋估计,在此次会议期间动员的财务承诺和捐款超过850亿美元。
此外,促进自愿碳市场增长的举措也有所加速,碳信用项目质量引起更大的关注。国际证监会组织在COP28会议期间发布了公开征求意见报告,概括了一系列支持自愿碳市场完整性及运作的良好实践。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也发布了关于自愿碳信用衍生合约上市交易的指引并公开征求意见。这些工具可能有助于促进新兴市场气候融资,但碳抵消机制也会给使用该机制的公司带来信用风险。
此外,我们预计市场对于债权换自然(或者债权换气候)的兴趣将上升。这反映出对部分新兴市场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同时也反映了调动大量新资金投入气候和自然相关举措和投资的必要性。这些交易可成为适应气候变化融资的重要渠道,并降低对再融资、流动性和气候风险的脆弱性。但是,主权信用影响差异很大,并且我们认为一些交易为低价交易,因此构成违约事件。
可持续金融也将成为主权能源转型计划更大的资金来源。2023年前9个月共有25个主权政府发行了可持续债券,高于2022年24个国家发行了贴标债券的历史高点。
鉴于私人资本的可获得性依然有限,因此如果国家/地区实现气候缓解和适应目标的途径明确可靠,并有设计良好的项目储备,则其在吸引融资方面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是,很多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缺乏细节,使潜在融资方无法确定项目可能的效果。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净财务和经济收益难以定价,同时存在更广泛的信用风险,这将会制约私人投资。
生态系统脆弱性、生物多样性损失以及废弃物和污染将继续成为2024年投资者和政策制定部门的主要议题,推动因素是公众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与自然资本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意识的提高加大了企业披露和应对自然相关依存性及影响的压力。根据我们的环境风险热图,受评债务超过2.8万亿美元的9个行业受其中一个或更多风险的影响最大(图表8)。这些行业包括采掘业、环境和废弃物管理、公用事业以及新兴市场地方政府。
例如,最近出台的欧盟零毁灭林法案将于2024年底生效,其禁止进口与毁林相关的产品。我们预计该法案将对蛋白质、农业、零售和服装等6个行业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从事其中很多相关产品的生产、贸易或加工,因此将需要提高运营成本来监督和调整其供应链。政策制定部门、投资者和消费者更密切的监督也将加大声誉和监管风险。但是,政策制定部门的执行和监督难度较大。
全球食品系统对环境退化的影响也将受到监督。在COP28大会上,覆盖全球土地面积70%的134个国家承诺到2025年底之前将食品纳入其国家气候计划16,这意味着旨在解决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化肥和化学品使用以及土地使用的政策将增加。
我们还预计,大型食品饮料企业将面临利益相关方要求减少废弃物的更大压力。旨在减少塑料包装并增加可回收成分的政策措施可能会增加,从而对化工、包装和废弃物管理行业的企业造成潜在信用影响。在全球范围内,175个国家已同意到2024年底针对塑料污染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17。企业(尤其是在美国)的诉讼风险可能上升。例如,2023年11月纽约总检察长提起诉讼,指控百事可乐(A1/稳定)的一次性塑料包装污染环境并危害公共健康18。
除了农业之外,服装、消费品、汽车制造和电子等其他行业也面临再回收和减少废弃物的压力,业务模式侧重于循环利用的行业可能会加速发展。
此外,在美国,我们预计监管机构仍将重视降低如永久性化学物质(PFAS)等有害物质对公众的影响,这将对某些公司造成重大财务风险,特别是化工和水务公用事业企业。3M公司(A3/负面)最近的和解将有助于水务公用事业企业回收其清除供水系统中PFAS的部分成本,但多家公用事业企业将需通过提高水费为大部分处理成本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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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脱碳和人口老龄化等长期变化开始重塑各行业和各国的工作和就业模式。劳动力流动性的提高和疫情后持续的远程办公模式的上升也给员工和雇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对商业地产和地方政府造成影响。
企业和政府将逐渐应对这些趋势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对企业而言,相关影响可能包括劳动力长期短缺提高成本及影响劳动力供应、罢工减少业务活动和盈利、消费者偏好变化驱动收入和商业模式。对政府而言,这些变化造成的经济、社会以及最终的财政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应对措施。
人口老龄化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并非新事物,但是2021年以来部分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严重错配已推动员工薪资大幅上涨以及公司成本上升。虽然劳动力市场在临近2023年下半年之际普遍开始降温,但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制约2024年的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短缺和薪资上涨的局面可能在下个周期中再度出现。
缓解劳动力持续缩减的政府举措涉及提高女性和婴儿潮一代的劳动力参与率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等,但这些措施基本上不足以抵消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移民在发达经济体缓和老龄化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更大的多极化问题。因此,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经济和财政风险仍将较高。这些风险也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泰国(Baa1/稳定)和越南(Ba2/稳定)。
在一些行业和经济体中,AI等自动化和效率提升技术或将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应的冲击。例如,美国地方政府已经通过AI来解决劳动力长期短缺问题。但是,AI推动的生产力和效率提升可能也会导致与AI功能重叠的领域岗位减少以及薪资下降的状况。对AI将取代作家的恐惧是最近美国娱乐业罢工的部分原因。如果教育和培训不足以使失业人员获得从事新工作的技能,则地区或国家范围内岗位减少可能造成社会紧张局势。交通运输或护理机构等高接触型行业将更加难以对削减成本的技术和自动化进行投资。这些行业的劳动力仍严重短缺,但是自动化的应用并不容易(图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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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低碳经济转型也将深刻改变未来的就业,包括需要的岗位类型和地点。举例来说,纯电动汽车的应用将降低汽车行业的劳动力需求,而摒弃化石燃料的发电将减少采掘业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新岗位提出不同的技术要求,并可能会集中于不同的地方。最近美国汽车工人罢工凸显出在国内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占比偏高的各州将在汽车业转型过程中面临更长期的困境。
拥有高素质劳动力队伍、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培训计划的国家/地区有望更好地把握这些结构性转变带来的机遇,同时降低经济动荡和社会紧张风险。同样,治理和财务实力较强的企业可能在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方面处于最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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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的展望确定了我们在2024年将关注的重大ESG信用主题,并阐述了关于这些主题如何在短期至中期内演变成信用风险的观点。
2.截至2023年12月8日。
3.绿氢是通过可再生电力电解水产生。
4.请参阅Global Renewables and Energy Efficiency Pledge,阿联酋COP28 大会,2023年12月2日。
5.请参阅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Adoption of 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欧盟委员会,2023年7月。
6.根据我们对穆迪分析截至2023年5月Temperature Alignment Data(TAD)涵盖的中国内地和香港485家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研究,只有约4%的企业已经设定了与特定气候路径相关联的减排目标,而欧洲的这一比例约为29.5%,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为19.9%。此外,逾80%的上市非金融企业未设定任何目标。
7.请参阅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23年状况报告》,2023年10月。
8.请参阅CDP to incorporate ISSB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 standard into 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platform,CDP,2022年11月8日。
9.请参阅COP28 mobilizes over $57 billion in first four days, setting the pace for a new era in climate action,2023年12月4日。
10.请参阅Sigma 6/2023 – risks on the rise as headwinds blow stronger, Swiss Re Institute,2023年11月。
11.国际金融公司是世界银行的私营投资机构。
12.请参阅Scaling Up Private Finance for Clean Energy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国际能源署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发布的报告,2023 年6月。
13.G20成员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俄罗斯、土耳其、英国、美国、非洲联盟和欧盟。
14.在交易层面,我们考虑多边开发银行或其他高评级联合融资合作方提供的信用增级。
15.请参阅World Bank Group Doubles Down on Financial Ambition to Drive Climate Action and Build Resilience,2023年12月1日。
17.请参阅Nations agree to end plastic pollution,联合国,2022年2月28日。
18.请参阅Attorney General James Takes Historic Action Against PepsiCo for Endangering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With Plastic Pollution,纽约州司法部长办公室,2023年11月15日。
此报告是于2024年1月8日发表的穆迪报告ESG – Global: 2024 Outlook – Green tech, policy and climate finance to drive credit impact的中文翻译本。(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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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因本文所载信息、或本文所载信息的使用或未能使用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任何间接、特殊、后果性或附带性损失或损害,穆迪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和供应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便穆迪或其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或供应商被事前告知该等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a) 任何当前或未来的利润损失或 (b) 因并非穆迪特定信用评级的评级对象的金融工具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因本文所载信息、或本文所载信息的使用或未能使用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直接或补偿性损失或损害,穆迪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和供应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由穆迪或其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或供应商的疏忽 (为避免疑问,不包括法律规定不得排除的欺诈、故意不当作为或任何其他类型责任) 、或其控制范围内或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偶发事件而导致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直接或补偿性损失或损害。
穆迪不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对任何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或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提供或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由穆迪公司 (“MCO”) 全资持有的信用评级子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谨此披露:多数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级的债务证券 (包括公司债和市政债、债券、票据和商业票据) 和优先股的发行人,在授予任何信用评级之前已同意向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支付信用评级意见和服务费用。MCO 及穆迪投资者服务亦执行政策及程序以便保持穆迪投资者服务信用评级及信用评级过程的独立性。关于 MCO 董事与被评级实体之间,及获穆迪投资者服务信用评级并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报告其在 MCO 持股 5% 以上的各实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的信息每年会在 www.moodys.com “投资者关系—公司治理—董事及股东关联政策”栏内刊登。
穆迪 SF Japan K.K.、穆迪本地 AR Agente de Calificación de Riesgo S.A.、穆迪本地 BR Agência de Classificação de Risco LTDA、穆迪本地 MX S.A. de C.V, I.C.V.、穆迪本地 PE Clasificadora de Riesgo S.A. 和 穆迪本地 PA Calificadora de Riesgo S.A.(统称为 "穆迪非 NRSRO 评级机构")均为 MCO 间接全资拥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子公司。所有穆迪非 NRSRO 评级机构均不是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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