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选举对亚太区的影响 | 美国的贸易和外交政策将影响亚太区实体的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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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年10月11日
分析师：陈虹伊，程嘉琳，程功，方敬，Anushka Shah，姚冠乐，诸蜀宁，Eugene Tarzimanov，吴家荣，周洁，Kaustubh Chaubal，全佳，蔡慧，胡凯，Roman Schorr，Dean Enjo，Mic Kang，何卓荣美国(Aaa/负面)今年11月的总统和国会选举，无论是否将改变现有贸易和外交政策，变化方式如何，都会对亚太区的一系列实体产生信用影响，正面和负面影响均有。选举后的美国贸易政策很可能维持保护主义立场，重点会体现在国内产业政策上。
美国的政策将主要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影响亚太区的信用和经济环境。随着美国进一步限制对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并且全球企业在美国的限制和关税影响下减少对中国(A1/负面)的敞口，贸易和外资的流向可能会继续从中国转向其他地区。印度(Baa3/稳定)和东盟国家将从这些重新定向的资金流中获益。如果美国进一步强化限制措施，导致中国的出口和GDP增长放缓，则将会波及与中国紧密联系的亚太区经济体。
美国限制性贸易政策的延续或进一步收紧将对亚太区多个行业产生信用影响。在中国的行业中，对美国最终需求敞口巨大的包括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和化工产品。进一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将增加日本和韩国汽车制造商的信用风险。与此同时，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特定行业可能会受益于美国最新的经济增长前景，例如计算机与电子产品以及纺织品等行业。
对华关系仍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议题。中美两极分化有可能加剧亚太区的地缘政治分歧，尤其在台海、朝鲜半岛和南海等区域。这种分歧会加大半导体供应紊乱的风险，并导致可能直接卷入冲突的亚太区国家和地区的防卫开支进一步增加。
美国的政策将主要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影响亚太区的信用和经济环境
美国11月选举之后，对亚太区实体最为关键的两大政策领域将会是贸易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和外交政策。鉴于美国(Aaa/负面)和中国(A1/负面)在贸易和科技领域的持续竞争，并且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的角力加剧，中美关系仍将是亚太区经济平衡的关键点，且仍有产生冲突的可能。
如果卡玛拉·哈里斯领导的政府上台，我们预计美国对华关系将与现行政策保持一致，这包括针对性强且分阶段实施的关税以及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限制。如果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上台，现有的针对性政策可能会被一揽子贸易政策所取代。特朗普提出了对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10%-20%的普遍基准关税，同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请参阅美国选举对亚太区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可能降低亚太区经济体GDP，但影响程度不同)
贸易和投资流向发生变化属于概率较高的事件，对亚太区经济的影响中等，也是美国贸易政策产生的经济风险的主要传导渠道(图表1)。自2018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供应链已不断适应新的贸易壁垒和政治形势的要求。相比之下，外交政策变化对亚太区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属于概率较低、影响较大的事件。
贸易和外资的流向将继续从中国转向其他地区
2018年中美开始相互征收关税以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已大幅下降，目前已低于贸易战前的平均水平1。相比之下，美国从其他地区的进口额，，尤其是从除中国外的亚太区的进口额，已超出贸易战前的平均水平(图表2)。2018年以来，美国从越南(Ba2/稳定)、整个东盟和中国台湾(Aa3/稳定)等亚太区核心经济体的进口额大幅上升，这反映了贸易转移和供应链转型加速转型的共同作用。
全球企业会继续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到亚太其他地区以及全球其他区域。东盟和印度(Baa3/稳定)会继续吸引外资，因为在保持接受外国投资意愿的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制造业竞争力日益增强。随着跨国企业逐步对华“去风险”，我们预计这些公司将继续采取“中国+1战略”。该战略是指跨国企业在中国保持重要业务，同时在另一个国家建立或扩大产能。但是，由于区域供应链的转移自2018年以来一直持续进行，从贸易和投资转移获得额外益处的程度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将把投资从美国转移，并在全球其他地区和中国本土寻求新的增长机遇。
但亚太区经济体也存在不利因素。美国政策威胁对中国采取更多惩罚性措施，可能会令中国出口下降，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由制造业推动的出口增长。这种情况会对整个亚太区的经济产生负面的连锁反应，尤其是越南、马来西亚(A3/稳定)、新加坡(Aaa/稳定)、中国台湾和韩国(Aa2/稳定)等与中国紧密联系的亚太区经济体(图表3)。
美国限制性的贸易政策的延续或进一步收紧将对多个行业产生信用影响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都将可能延续或进一步收紧投资和出口限制等限制性措施，尤其是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这可能会对亚太区多个对美国敞口较大的行业产生负面信用影响，但对其他行业则具有正面信用影响。
可能加征贸易关税
中国非金融企业
中国的行业中，对美国最终需求敞口较高的行业包括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和纺织业。但2018年中美开始加征关税至2020年期间，其敞口仅略有上升(经合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图表4)。随着中国企业面临美国加征关税而寻求向其他市场多元化发展，该敞口可能依然持平或有所下降。
为了服务美国市场，中国企业(包括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可能会继续将制造环节迁出中国，并增加其最终产品的全球采购，以回避对原产地的更严格审查。但是，如果某些中国商品没有可行的替代品，短期内美国将继续直接从中国进口，而美国企业将可能承担任何新增成本。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将力争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这些措施包括进行技术升级或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例如通过大规模生产或自动化来降低成本，从而成为关键上游原材料或其他零部件的供应商。
对于受美国最终需求和美国加征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相关企业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其敞口：
许多中国消费电子和家电企业已实现出口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许多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和木制品生产商已将生产的下游阶段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其供应商(例如纤维和化工原料)也将采取行动减少“中国制造”的比例，以避免惩罚性关税。
但对于中国其他产品的生产商而言，如果加征关税导致其减少对美出口，就可能加剧国内市场的供应过剩问题。这些产品包括化工、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其中多数被广泛用作原材料或零部件。
其他行业因美国可能加征关税而受到的影响较小。例如，对于中国汽车业而言，美国并非其出口的主要市场。
亚洲(不含中国)非金融企业
相比之下，随着供应链加速重构，南亚和东南亚特定行业对美国最终需求的敞口已有所增加，例如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纺织业和农化产品业(图表5)。我们预计，只要南亚和东南亚企业能够迅速扩大产能并发展技术专长，就可从美国转向其他地区的部分机遇中获益。
尽管如此，如果贸易环境越发艰难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将对亚太区的大宗商品生产商造成压力，其中包括钢铁以及铝、铜、锌等基本金属生产商，尤其是在亚太区已存在供应过剩的情况下。但对于农用化学品等部分特定类型的大宗商品生产商，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增加贸易限制将有利于对美出口并在美运营的企业，例如是UPL Corporation Limited (Ba2/下调观察)。
我们还预计，已成为美国仿制药主要供应商的印度制药企业将迎来机遇。美国可能在仿制药生产中减少对中国活性药物成分的依赖，因此该行业可能会从中受益。
随着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越南和印度将成为消费电子业的受益者。虽然中国目前拥有苹果公司(Aaa/稳定)最大的生产设施之一，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士康)与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印度建立生产设施生产各种iPhone机型。2023年10月塔塔电子2收购纬创资通100%的股权后，该公司正在扩大其在印度的iPhone组装中心。与此同时，苹果公司已通过外包合作伙伴在越南拥有生产业务，此外据部分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正进一步研究在印尼(Baa2/稳定)、马来西亚和泰国设立生产设施。
日本和韩国汽车制造商
任何关税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加强都可能会导致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成本增加，进而导致其利润率下降。日本汽车制造商整体上对美国市场的敞口显著，根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3年美国市场分别约占日本汽车总出口量(不包括卡车和公共汽车)和日本汽车总产量的36%和16%。例如，按合并汽车销量计算，截至2024年3月31日财年，北美是丰田汽车公司(A1/正面)的最大市场。
为优先考虑美国利益而可能进行的贸易协议重新谈判也可能对日本汽车制造商产生负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原因是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制造基地和供应链很大一部分已经在美国。因此，我们预计影响程度中等。
上述政策也可能对现代汽车公司(A3/稳定)和起亚汽车公司(A3/稳定)等韩国汽车制造商构成挑战，因为美国是这两家公司的最大市场，2023年这两家公司从韩国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总量占其全球总销量的12%左右。但由于韩国汽车制造商已扩大在美国的制造设施和供应链，并且能够灵活地在电动汽车与混合动力汽车/燃油车之间调整汽车生产线，因此我们预计其受到的影响程度为中等。由于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有较大规模的净现金，因此即使需要扩大其在美国的生产设施，我们预计其财务状况仍将保持稳健。
非关税壁垒和产业政策
韩国和中国台湾半导体行业
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电子制造中心可能会继续在亚太区以外建设产能，以加强供应链的安全性。这一趋势已持续多年，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积电，Aa3/稳定)和三星电子株式会社(Aa2/稳定)等主要科技公司已将其生产线扩展到美国。三星和SK海力士(Baa2/稳定)在美国均有重大项目，资本支出跨越多年。但是，如果美国对外国芯片制造商的支持力度下降，就可能会降低其未来在美国进行项目投资的动力。
中国半导体行业
美国可能会延续并加大出口管制措施，阻止中国半导体企业获得先进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设备和技术。由于市场对成熟科技产品的需求持续，因此短期内不太可能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些管制将减缓中国芯片制造商在先进半导体和高科技电子产品生产方面的总体发展。
韩国和日本清洁能源
LG新能源(Baa1/稳定)和SK Innovation Co. Ltd.(Baa3/负面)等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仍未确定是否获得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下先进制造业生产抵免(AMPC)计划的税收抵免优惠。美国选举可能会改变联邦政府在气候政策的方向。取消或大幅削减此类税收抵免将会给企业的盈利带来与当前预测相比的重大负面影响。尽管存在相反的政治言论，但我们认为《通胀削减法案》下主要税收激励政策大幅转向的风险较低。尽管如此，考虑到上述不确定性，我们在2025年及以后的盈利预测中采用了更为保守的假设。
《通胀削减法案》补贴的不确定性也是松下控股株式会社(Baa1/稳定)等日本制造商面临的风险因素，并可能会推迟投资决策。电动汽车电池业务是松下的战略增长领域之一，该公司一直考虑扩大其在美国的业务。但是，该公司强调将采取谨慎的战略。虽然我们并未将《通胀削减法案》会发生重大调整视为我们的基础情景，但在未来2-3年的预测中，我们对《通胀削减法案》的盈利收益做出了保守的假设，以计入补贴措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间接影响
亚太区港口
虽然中国的港口将面临对美国直接出口减少的情况，但贸易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可能会促进亚洲区内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流动。近年来，中国和新加坡等其他亚太区国家的港口吞吐量增长强劲，抵消了中国港口对美国货物出口量下降带来的影响。此外，中国以外的亚太区港口可受益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转移(例如印度)和转运量的提高(例如港口连通性较强的新加坡)。
银行
中资银行的贷款结组合通常较为多元化，因此即便贸易和高科技行业遭受冲击，其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实施进一步收紧的贸易限制政策，包括对金融服务的限制，银行的短期贸易融资可能会有所减少，信用风险也可能会增加。
亚太区(不包括中国)大多数银行对中国的直接金融敞口有限，但向中国出口商品和大宗商品的企业将因中国需求放缓而受到负面影响，并可能难以偿还债务。例如，如果中国的需求下降，印尼、蒙古(B3/稳定)和新西兰(Aaa/稳定)等国家向中国出口商提供直接贷款的银行可能出现资产质量下降。尽管如此，上述情况对大多数银行的影响可能会较为温和，因为其中国客户通常包括优质国企和跨国企业，其贷款通常期限较短，从而降低了信用风险。制造业供应链的转移可能有利于东盟经济体，例如在越南，其出口增长推动了该国的经济扩张，并提高了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结构融资
即使美国的政策如何调整，对亚太区受评结构融资交易的影响都会有限，因为这些交易主要为地域和行业分布多元化的消费信贷。但如果经济大幅下滑，则随着基础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下降，这些交易的表现可能会恶化。受评组合中，中国的交易最容易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而澳大利亚(Aaa/稳定)和新西兰的交易受到的影响较小。
对华关系仍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议题
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有所上升(图表6)，因此，如果美国的政策议程日益转向内向型并强调孤立主义战略，就有可能加剧亚太区的地缘政治分歧。
美国历来对亚太多个司法管辖区发挥着“关键安全保障者”的作用。中美两极分化有可能加剧地缘政治分歧，尤其是在台海、朝鲜半岛和南海这亚太三大热点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等直接相关的司法管辖区最为明显。日本(A1/稳定)、越南和菲律宾(Baa2/稳定)的风险敞口为中等。相比之下，印度和印尼等尚未表示明确结盟的国家将利用机会同时为中美两国担当直接贸易联系的替代伙伴。
影响渠道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关系对半导体供应中断构成特定风险，而半导体是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之一。我们预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电子制造中心将继续在亚太区以外扩建产能，以加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其次，受冲突或紧张关系影响的亚太区国家和地区已增加防卫开支占GDP的比例。其中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增幅最为明显。
1.贸易战前的趋势是基于2015年8月至2018年6月美国从全球进口商品的趋势增长率。
2.塔塔电子是印度领先综合企业塔塔集团旗下的一员。
此报告是于2024年10月08日发表的穆迪报告US Elections – Asia-Pacific:US trade and foreign policies will shape credit conditions for entities across APAC的中文翻译本。(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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