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区贸易 | 供应链继续从中国外迁；东盟和印度受到的影响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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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年3月25日
分析师：程嘉琳，陈虹伊，党菁菁，Nick Hill尽管中美贸易局势紧张，但供应链从中国(A1/负面)向周边市场转移的程度迄今有限。部分东盟1经济体(特别是越南(Ba2/稳定)和马来西亚(A3/稳定))及印度(Baa3/稳定)的纺织品和电子产品行业受益尤为显著。虽然跨国公司正逐步将生产转移到更靠近供应商的地方，但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生产商难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
部分东盟经济体和印度受益于供应链迁出中国，但贸易和投资增长并不均衡。初步迹象表明美国(Aaa/负面)正在将贸易活动向中国之外转移，并增加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美国从东盟和印度的进口额依然较小，2024年两者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9%和3%左右。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将出口转向东盟、俄罗斯和欧盟(Aaa/稳定)。外商投资流也与上述变化同步，在流入中国的投资下降的同时，越南和马来西亚逐渐成为新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中低附加值商品的供应链外迁更为突出。纺织、IT硬件和消费电子领域的供应链有明显的外迁迹象，但高附加值行业的外迁程度较低。印度和东盟的技术实力仍落后于中国，这意味着供应链广泛外迁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使新兴制造业市场难以竞争，因为其供应链难以复制，且具有规模经济。东盟和印度的出口集中在先进程度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虽然中美贸易局势紧张，但中国加强了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然而对贸易失衡的顾虑加大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的贸易壁垒提高。与此同时，东盟越来越多地从中国采购原材料，并服务于美国市场。与此前的工业化进程不同的是，东盟面临激烈竞争和内向型的全球经济，使其更难沿着价值链向上发展。东盟和印度需要提高本土附加值产能，并改进基础设施和开放贸易政策，以提高竞争力。
美国贸易政策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构成下行风险。美国关税风险再起对亚太区具有负面信用影响。印度、印尼(Baa2/稳定)和菲律宾(Baa2/稳定)等以内需为主的国家将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东盟和印度受到的影响取决于美国实施的关税政策、关税排除类别、报复措施和贸易谈判，包括可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
部分东盟经济体和印度受益于供应链迁出中国，但贸易和投资增长并不均衡
随着中国(A1/负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亚太区内供应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迁出中国，形成了“中国+1”战略。近年来，由于限制性贸易政策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已开始更积极地寻找替代的采购来源，尤其是针对组装商品/最终组装。此外这些企业也通过贸易三角2来服务美国(Aaa/负面)市场。将生产迁往另一个国家有助于缓解风险并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上述举措对贸易模式产生了影响，例如中美贸易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分歧，2017-2024年两国贸易额有所下降，其中大部分涉及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对等关税(图表1)。虽然近几年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持续增长，但来自东盟和印度(Baa3/稳定)的进口在总额中的占比仍然较低，2024年分别占美国进口总额的9%和3%左右。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在寻找其他出口目的地，并加大了对东盟(主要是越南(Ba2/稳定))、俄罗斯、欧盟(Aaa/稳定)和墨西哥(Baa2/负面)的出口。
除了关税之外，供应链调整也受到多个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竞争态势、环境因素和监管因素。全球企业扩大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意愿近年来有所减弱，其原因众多，例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未来关税的威胁、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或外资企业面临的严格监管要求。
外国直接投资趋势也表明贸易结构进一步调整
外国直接投资流的变化反映了贸易模式以及投资信心的变化。关税、出口管制和其他出于政治动机的限制措施提高了投资和贸易成本，尤其是半导体与电子设备等行业。这些经济活动日渐集中于地缘政治立场一致的国家。上述趋势表明，越南等部分亚太区经济体作为纽带的作用可能会增强，体现在投资从中国转向亚太区其他国家。
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显示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市场，而其他替代国家获得的全球投资比例不断上升。2023年，流入中国的净投资额降至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增外资仅为330亿美元。具体来看，欧盟和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已降至10年前的一半左右。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回升乏力的原因是美国和欧盟采取政策提振国内生产以及降低对非盟友外国供应商的依赖。这反映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的大范围重新分布，尤其是过去5年流向印尼(Baa2/稳定)和马来西亚(A3/稳定)等目的地的新建外商直接投资激增(图表2)。
与此同时，传统上有利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转向新兴经济体。2015-2023年，中国对北美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至10%左右，而同期东盟的占比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5%(图表3)。而同期东盟的占比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5%(图表3)。亚洲新兴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吸引大量建设投资，占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总额的33%左右，其中约7%投向东盟经济体。这一趋势表明，尽管试图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替代中国吸引更多投资的国家往往仍依靠中国的投入和基础设施。
中低附加值商品的供应链外迁更为突出
关税对美国进口的不同类别的中国商品的影响差异较大。自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关税推高了中国资本品和半导体、汽车零部件及机械等中间产品的价格，导致进口下降(图表4)。相比之下，笔记本电脑和玩具等消费品因获得了小额豁免3，受干扰较小。
随着跨国公司寻求新市场，纺织品和服装等行业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关税则加速推动生产从中国迁至东盟地区和印度。中国在美国服装进口中的占比从2018年的35%降至2024年的25%，这有利于东盟(尤其是越南)和印度。2018-2024年，越南在美国服装进口中的占比增长了3个百分点至14%，而同期印度的占比增长了2个百分点至9%。上述转变凸显了东盟和印度作为全球服装替代出口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两者均受益于利好企业的政策和成本竞争力。
同样，关税造成的贸易转移也有利于东盟和印度的部分IT硬件和消费电子产品出口，例如笔记本电脑和显示器、互联网设备、无线耳机以及智能手表。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下降一半，从2018年的56%左右降至2024年的24%，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则大幅增长(图表5)。越南已成为重要的替代供应商，原因是苹果公司(Aaa/稳定)和三星电子株式会社(Aa2/负面)进行大量投资，以及部分中国企业将最终组装线迁至该国。印度的电子产品市场份额不断增长(尤其是智能手机)，而马来西亚则充分利用了其强劲的半导体行业。
虽然美国已在部分领域逐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迄今全球高附加值行业的供应链退出中国的情况较少。尽管2010-2020年东盟和印度出口总值中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上升了27%和55%，反映了本地化含量增加，但与中国相比仍相对较低(图表6)。
中国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使新兴制造业中心难以竞争
供应链迁出中国难度仍然很大。全球价值链正在从互补向竞争性贸易结构转变4。此前中国、韩国(Aa2/稳定)、中国台湾(Aa3/稳定)和日本(A1/稳定)等亚太区市场的产品复杂程度各不相同5(图表7)。然而，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加快了其出口增长，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并提高了产品复杂度。在组装、本土研发和市场竞争的共同影响下，中国生产企业迅速从纺织过渡到机械、电子和化工等先进行业。这一转型得益于积极的政府政策和企业资助的研发投资，从而建立了稳固的供应链和规模经济，使其他国家难以复制，尤其是在电动汽车、科技和清洁能源等高生产率领域。
中国在各行业的市场主导地位使其在短期内受供应链外迁压力的影响较小，因为跨国企业的替代供应渠道有限，即使对于被归类为战略性和敏感贸易板块的中间原材料也是如此。作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国，中国在从铁矿石和棉纱等基本商品到光学设备和电极等复杂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东盟和印度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先进程度较低(图表8)。
供应链外迁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不会降低市场对中国的依赖
虽然印尼等国家/地区新进入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但鉴于中国控制全球三分之二的锂和钴加工，市场可能会持续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尤其是特定领域的重要矿物和化工产品。实际上，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已日渐深化。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2018-2023年中欧贸易关系有所加强，尤其是绿色转型行业(图表9)。欧洲对疫情后经济依赖性的担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贸易失衡和缺乏互惠性可能会导致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提高。尽管缓解短期供应风险的相关措施已出台，但上述情况可能会影响可再生能源和汽车制造等依赖关键原材料的行业。
更重要的是，进口供应链从中国外迁的举措并不一定会降低市场对中国产业的依赖性。中国在东盟进口的电子、化工、机械、纺织和服装中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与此同时东盟在上述领域对美国的出口往往也大幅增长。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即东盟正越来越多地从中国采购原材料，用于其制造业并服务于美国市场。
综上所述，这一转变说明了从增加值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调整效果与总体贸易数据相比并不突出。具体而言，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产品增加值随后体现在东盟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在中短期内，供应链外迁的努力可能会伴随着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加强。然而，美国在逐渐堵住这一漏洞。例如，美国国内已在呼吁不再从越南进口电子产品。2024年10月，美国还宣布对从柬埔寨(B2/稳定)、马来西亚、泰国(Baa1/稳定)和越南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征收初步反补贴税，主要针对其认为获得不公平补贴的在东南亚运营的中资企业。未来的一个主要趋势将是加强审查产自中国的原材料以及中国企业在出口美国产品生产环节中的作用。可能的措施包括修改美国的原产地规则。
东盟和印度提高市场份额的前景取决于相对优势
中国的市场主导地位对制造业新入业者构成挑战。越南等部分经济体受益于供应链的多元化，但其他经济体则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和更加内向型的全球经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Baa2/负面)等新兴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规模庞大，且与美国相邻，这进一步加大了风险。
东盟和印度需要像中国一样发展更强的本土附加值产能，以提高竞争力。缺乏强大的国内供应链和贸易政策的改善是新兴制造业中心发展的主要挑战。提高投资吸引力需要改进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性，并开放投资和贸易政策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各政府已实施了战略政策，包括：
发展工业4.06。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已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并在智能工厂、工业物联网、先进机器人和云计算领域进行战略规划和投资。同样，印度的“数字印度”倡议旨在提高技术能力和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
改善基础设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政府正在提升公路、海港、机场、铁路和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资本支出持续增长，并仍是2025-2026年财政预算的重点。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政策。东盟成员国已实施了渐进的政策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包括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将东盟打造成统一市场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AEC Blueprint 2025)。与之类似，印度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旨在促进国内制造业，以降低对进口的依赖。该计划得到开放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支持，允许外商对汽车、电子和可再生能源等重点行业进行100%投资。
美国贸易政策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构成下行风险
从宏观角度来看，地缘政治压力加剧可能会进一步减少亚太地区经济活动和出口需求，我们仍预计各经济体的表现各异：亚太区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免受冲击，但印度、印尼和菲律宾(Baa2/稳定)等以内需为主的经济体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东盟和印度受到的影响将取决于关税的形式和范围、关税排除的类别和任何报复措施。
在特朗普的新一届政府下，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风险及其后续对贸易流动的影响较高。迄今为止，美国已对中国加征20%的关税，高于2月份加征的10%，并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美国也于3月4日恢复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能源及相关产品和其他进口商品分别征收10%和25%的关税。根据可能最早于4月1日实施的对等贸易和关税备忘录(Reciprocal Trade and Tariffs)，评估美国双边贸易关系的标准继续扩大。这会增加复杂性、降低透明度，并提高对更多经济体征收关税的可能性。
无论上述对等关税的最终形式如何，美国已多次强调对外贸现状的担忧，包括双边贸易顺差过大，以及现行进口关税远远高于美国的相应水平。我们此前指出几个亚太区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存在，或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关税税率较高，因而易受对等关税上调的影响。根据2月份实施的关税影响，我们预计今年中国的实际GDP从2024年的5%降至4.5%。但是，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使之高于我们当前GDP基准预测中考虑的水平。对于电子、纺织和化工等依赖美国需求的中国行业，加征关税具有负面信用影响，而汽车、钢铁和铝业则受到的影响较小。小额免税政策的潜在终止可能会大幅降低对来自中国的小额商品需求，进而对美国敞口较高的中国电子商务平台构成挑战。此外，出口从美国转移可能会对其他地区的制造商造成竞争压力，对中国的出口行业构成进一步障碍。
印度和越南也面临重大风险，原因是其与美国的税率差和贸易逆差较大(图表10)。与之相反，印尼和菲律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较小，并与美国的国防关系不断增强，因此其关税可能会较低。
对中国的依赖性增长意味着加征关税对东盟的间接影响可能较大。这将产生负面连锁经济效应，尤其是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依赖中国需求的经济体。在干预主义日渐抬头的贸易环境下，竞争难度加大，因此出口需求下降对努力效仿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经济体构成风险。
全球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也可能对企业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亚太区投资减少。即使东盟等旁观经济体获得出口份额，但全球经济规模缩小仍可能会使其形势恶化。
1.在本报告中，东盟经济体包括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2.贸易三角是指通过中间国运输商品，从而利用有利的贸易协议，降低关税或应对贸易限制，此过程涉及出口商、中间机构和最终进口商。
3.“小额豁免”是一个估值上限，允许从外国运至个人的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进口包裹免除常规海关和清关手续及进口税。
4.我们采用哈佛大学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将出口复杂性与全球出口份额进行比较，并按技术难度对产品进行分类。在Angrick and Bang (2024) 的启发下，我们分析了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和哈佛大学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1995-2022) 的出口数据，以研究全球贸易动态。我们根据Atlas的产品复杂性指数 (PCI) 对出口进行分类。该指数对生产某种产品所需的技术多元化和复杂度进行排名。高附加值产品的技术复杂，并且通常由高度多元化的经济体出口，此类产品获得的排名较高，而多元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出口纺织品和原材料等排名较低的产品。中等复杂性产品包括家具和铝产品。特定的PCI排序涵盖数十种不同的产品。每种产品类型的PCI都是动态的，会随生产环境变化。例如随着消费电子等先进产品的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程度提高，其排名有所下降。更多信息请参阅Atlas的方法论和排序列表。
5.我们的目标是根据市场份额来展现一个国家/地区生产结构的不同复杂性排序。复杂产品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地区 (右侧) 通常有较强的经济指标，包括收入增长和产出增长。出口分布重叠程度越高表明竞争越激烈，而重叠程度越低则表明出口结构互补。
6.工业4.0又称第四次工业革命，指通过采用新技术和自动化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该概念强调将数字技术整合到生产流程中，从而提高效率、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此报告是于2025年03月20日发表的穆迪报告Trade – Asia-Pacific:Diversification from China continues; mixed impact for ASEAN and India的中文翻译本。(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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