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 | 新冠肺炎疫情将在更为分散贸易体系之下加速供应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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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年8月12日
分析师：李秀军，Michael Taylor，陈虹伊，张毅然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加速全球贸易关系发生一些根本性转变，而亚洲贸易关系的转变将尤为明显。通过增强供应链韧性来确保供应的安全性将取代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量，成为某些政府和公司的首要目标。其他亚洲国家将从供应链在中国 (A1/稳定) 以外的多元化中受益，前提是这些国家经济基础健全、基础设施可靠、人力资本充足、地缘政治和供应安全风险较低。不过，供应链的任何转变都将是一个横跨多年的进程，因为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将继续保持多项优势。
供应链将变得更加稳健、分散化和区域化。
很多行业的供应链将变短，供应即时化将减弱，导致全球贸易体系更加分散，同类产品的供应商范围将扩大，生产区域化将更为明显。
企业将采用多元化和本地化战略来构建稳健的供应链。
多元化旨在减少对任何单一供应方 (无论是单个生产商还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一类生产商) 的依赖，而本地化则旨在将生产转移到靠近本土市场的地方。供应安全性水平、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程度、新生产基地的经济基本面、地缘政治等因素将影响供应链战略和选址。供应链转变的程度因行业而异，其取决于对供应安全性的总体考虑。最大的转变将发生在战略意义最为重大的行业，如制药行业。
由于疫情以及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限制，全球经济更加分散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可能会加速。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关系和供应链发生一些根本性转变，从而进一步强化逆全球化趋势1。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疫情将如何以及何时结束，我们预计，全球贸易格局重塑将是中期内“新常态”或“稳定状态”出现的主要变化之一。
后疫情时代，通过增强供应链稳健性确保供应的安全性将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见图表1)。供应链稳健性指在危机期间维持运营的能力2，可以通过增加库存和提高供应商多元化程度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体系将变得更加分散，导致全球层面的供应链效率降低、供应即时化减弱，但生产区域化程度将提高。
企业将实施两大战略以实现供应链的稳健性：供应多样化，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以及将一些生产 (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本地化或重新安排生产以供应本地市场或母国。
不过，上述两大战略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替代品来替代正在寻找替代的产品。短期内许多专业产品可能根本不存在可行的替代供应来源，一个例子是稀土矿的供应。鉴于需要的资本投资水平高，且开采这些矿产面临技术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生产商很可能继续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有充足的替代品，供应链转移的程度也将因行业而异，这取决于供应链的安全性考量。在某些行业，供应链安全性考量可能优先于成本考量。对于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供应安全性将是最重要的，如制药、个人防护装备和呼吸机。 很多行业都涉及供应安全性考量，包括：
公共健康安全保障：医疗用品、医疗和个人防护设备、药品
食品安全：耐储食品
信息与国家安全：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国防和军用产品
制造业安全：电子电器、飞机、机械、交通运输设备
能源安全：能源
多元化将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
在疫情带来的持久转变中，跨国公司将寻求扩大其供应商基础以分散风险。在疫情、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冲突期间，对单一供应方 (单个生产商或来自同一国家的多家生产商) 的高度依赖会给企业和经济带来潜在的供应短缺风险。
一个主要的集中度风险来自对中国生产企业的依赖。2019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占发达经济体进口总额的20%到25% (见图2)。例如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爆发疫情所致冲击令其他国家的汽车生产面临挑战。受影响企业包括现代汽车 (Baa1/负面)， 菲亚特 (Ba1/发展中) 和日产 (Baa3/负面)。
发达经济体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因行业而异。例如，中国在美国、欧盟、日本 (A1/稳定) 和韩国 (Aa2/稳定) 的机械进口总额中占20%至40%，高于四个经济体对中国所有商品进口的20%左右的平均依赖水平 (见图表3)。具体到行业，如基本金属产品、电机和设备以及某些医药产品，其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机械大类。例如，中国在欧盟和日本核装置和机械设备进口中占35%。而中国在美国、日本和韩国抗生素进口中的占比也超过35%，在日本药品进口中的占比超过40%。
中国也高度依赖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部分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例如，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芯片进口额达到3,120亿美元，超过了石油进口，成为进口量最大的产品。韩国是中国集成电路和微型组件类产品的最大供应国，2018年占中国此类产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14年的22.9%升至26.3%。
但是中国分散此类重要技术产品供应的能力受到全球替代供应状况的限制。然而，中国其他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供应分散化的趋势。例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 (Aaa/稳定) 占2018年中国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总额的59.0%，低于2015年62.3%的峰值水平，同期自巴西 (Ba2/稳定) 的进口比例从21.0%升至25.9%。
中国在很多工业制造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这使其面临跨国企业越发寻求分散供应来源的风险。但是，中国不可能是唯一一个将面临贸易分散化负面冲击的国家。举例来说，韩国从日本进口大量的化学品，进口额约占其化学品进口总额的30%，这部分产品是韩国科技、机械和医疗等行业最终产品的中间原料 (图表4)。韩国正在降低半导体制造领域对日本某些化学原料进口的依赖，在过去的一年中自日本进口比例从26.3%降至24.8%，而自台湾进口比例从15.6%升至16.9%。
供应链迁出中国的趋势在几年之前已经出现，部分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美中贸易摩擦加剧之后，这一转变势头 有所加速。
从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增速下滑，而自亚洲 (不含中国) 的进口增速相对稳定，反映出部分贸易活动从中国分流 (图表5)。尤其是，台湾 (Aa3/稳定)、越南 (Ba3/负面)、泰国 (Baa1/稳定) 和墨西哥 (Baa1/负面) 对美出口有所增长，部分取代了中国大陆对美出口。2019年台湾对美出口比例上升了2.2个百分点，而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比例降低了1.0个百分点。越南对美出口比例上升了2.5个百分点，而对中国的出口比例降低了3.4个百分点。泰国和墨西哥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本土化或生产回流将会最大程度地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供应的安全性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驱动多于受到成本因素驱动，在这些情况下，企业可能会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最终用户的国家。另外，企业也可能会考虑将生产迁回本国。这些变化最有可能发生在存储芯片、医药和电源模块等战略性产业，可能由政府提出指导方针和财政补贴。
事实上，日本政府近期从经济刺激计划中拨款22亿美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迁回日本。美国政府还提出以税费减免和明确补贴措施鼓励美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回国内市场。
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产业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和供应安全水平
虽然供应链迁出中国的现象远早于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但短期内这一战略仍存在局限性。首先，将过去20年在中国建立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新兴经济体会相当耗时且成本高昂。中国的基建、人力资本和庞大的资本存量将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其次，中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其规模将继续增长。在中国设立生产厂并面向国内销售的企业进行供应链迁移的可能性将会最低。对于前者，企业可能会采用“中国+1”战略，即在中国境外寻求新的生产基地进行出口。 对于后者，企业可能会加强“为中国市场而制造”的战略，增加中国本土产量和减少出口产量。
包括经济基本面在内的其他因素会影响企业的选址决策
除了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和供应的安全程度以外，新生产基地的经济基本面、基建质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也会影响企业的选址决策。
供应链的转移将涉及调整成本和新的投资，其中包括建设新工厂、建立新的供应链基建系统、培训工人以及与当地政府和工会建立联系。这些成本将取决于新生产基地的当地经济基本面。经济基本面包括收入水平、劳动力就业规模、劳动力成本、物流表现、监管环境和出口相似性，后者衡量中国与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出口相似性3。
部分经济体和生产商将受益于供应链的多样化；对中国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以外的部分亚洲经济体将受益于供应链的多样化，疫情之后中美贸易争端引发的趋势将会加速。供应链多样化将对这些经济体和生产商具有正面信用影响，因为出口订单和外资的增加可支持当地经济增长和就业。
运营环境相对健全、制造业生产能力较高、与中国出口相似度高、劳动力资源丰富、地缘政治风险较低的市场将最早和最大程度地受益于供应链多样化4。生产能力是指市场利用现有资源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
例如，贸易和投资从中国转移出去后，泰国、越南、台湾和马来西亚 (A3/稳定) 将获益最大。在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假设中国对美制造业出口全面下滑，相关缺口重新分配到其他亚洲经济体中，从而计算出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潜在益处。上述情况对这些国家的正面影响可能相当大。我们还计算了这些经济体与中美供应链的关联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负面的影响将小于我们预计的正面影响，这表明中期而言贸易活动分流会产生一定的净收益。但这些正面影响全面实现尚待时日，因为生产链的重构还有待时日。
短期而言，供应链多样化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情况将导致部分生产和出口订单从中国转移出去。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与出口相关的经济活动在中国GDP中占比很大，2019年达到为18.4%。如果为跨国企业的出口制造提供资金的外资从中国转移出去，中国市场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资金、人力资本和技术流入也会降低，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中国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的本土生产可能提升，这可望缓解供应链转移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要寻求合适的中国产品替代供应商将面临高昂的成本以建立庞大的生产能力，这也意味着外资进一步迁出的步伐将是温和和渐进的。
如同其他国家寻求供应来源多样化一样，中国也将可能寻求供应多样化，尤其是初级产品，这对亚洲经济体和生产商的影响好坏参半。澳大利亚将成为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正在逐步减少对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进口。同时，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可能会受益，因为这些国家作为中国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供应商的重要性可能会提高。受益国可能包括俄罗斯 (Baa3/稳定) 和哈萨克斯坦(Baa3/正面)。
亚洲以外地区的本土化将对部分亚洲经济体和生产商造成负面影响，但欧盟和美国生产商将从中受益
随着全球贸易体系变得更加以区域为重点，每个主要地区 (亚洲、欧洲和美国) 都可能由本地区的供应商提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品。随着这些趋势的加速，供应链将可能部分本土化并从亚洲回流欧美。这一趋势将对亚洲的经济体和生产商具有负面影响，但在短期内，由于生产成本和规模经济仍将是生产能力转移到发达市场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任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能微乎其微。
药品、医疗器械、高端技术产品等战略产业中的亚洲生产商 (包括中国生产商) 受到的负面影响将最为严重，供应安全是这些产业最关注的问题。生产能力强劲和人力资本雄厚的欧美生产商将受益于这些领域的回流潮。
此外，在支持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普遍优惠制”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和“武器除外”5(Everything but Arms) 倡议下，印尼 (Baa2/稳定)、柬埔寨 (B2/稳定) 和印度(Baa3/负面) 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产品可享有特殊优惠待遇进入欧盟和美国市场，因此这些国家可从中获益。越南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8月1日生效，该协定将使越南企业有机会进入欧盟市场，并吸引来自欧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支持越南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本土化也可能有利于亚洲以外的部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那些与所在地区的主要市场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 例如，在美墨加协定下，美国制造业从亚洲回流可能会有利于墨西哥 (Baa1/负面)。 欧洲生产商可能会将电池电动车、某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等更具战略性的生产从亚洲转移到土耳其 (B1/负面) 和摩洛哥 (Ba1/稳定) 等与欧盟签订加盟或结盟协议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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