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与公共机构 | 中国沿海省份在关税冲击下展现韧性， 但不确定性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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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6年1月15日
分析师：傅予彬，黄子轩，李炜乐，方敬，Marie Diron尽管中国与美国在2025年10月达成贸易协议，这暂时缓解了风险，但贸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美国的有效关税水平仍维持在高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沿海地区首当其冲，但由于产业升级，冲击程度低于预期。然而，美国针对转运贸易实施更全面监管和执法措施的可能性仍存在，一旦落实，区域供应链可能受阻。中央政府的支持有助于缓冲影响，但也将增加沿海省份1的财政负担，并凸显其在土地出让收入持续疲软情况下的脆弱性。
美国加征关税对各省的影响并不均衡。沿海地区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引擎，因出口依赖度高而受影响最大。相比之下，唯有偏远地区具备一定缓冲。
沿海省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优势减轻了美国高关税的影响。近年来，这些地区加快向高科技制造业转型。2025年，出口增长主要由技术密集型和绿色产品推动，凸显了中国的适应性转变。
中国的出口仍具韧性，但美国的转运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自2025年7月以来，各省对越南、泰国等国的出口仍保持稳健。然而，如果美国对转运采取更广泛、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可能会扰乱转运货物流向，并削弱亚太供应链。
政策支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税影响，但土地出让收入仍是关键脆弱点。若关税维持高位或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我们预计中央政府可能推出更多依赖债务融资的财政支持，这将增加沿海省份债务负担，尽管仍可控。然而，土地出让收入的缺口可能限制其抗冲击能力。
内陆省份的国内消费是抵消外部需求趋弱的关键。关税可能拖累沿海地区增长，而当地内需仍偏弱。内陆省份依托更大的本地市场和较强的增长动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外需疲软，但受制于收入水平偏低和物流成本较高，其替代效应仍然有限。
美国加征关税对各省的影响并不均衡
中国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和山东等沿海省份合计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0%以上。这些地区高度依赖全球贸易，出口对其GDP的贡献率超过20%，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变化的影响(图表1)。浙江和广东等省份仅直接出口至美国的部分就占当地GDP的7%到8%，而若将通过中转国和地区(如东南亚国家、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墨西哥)的间接敞口纳入统计，则这些省份对美出口的总敞口占GDP的10%左右。如果关税持续高企，这些省份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引擎和增长动力，将面临经济压力。
与此同时，河南和四川等内陆省份对美国贸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直接影响，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0%至30%，占该地区GDP的3%至4%左右。然而，由于这些省份的出口总额相对较小，其对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有限。
大多数其他内陆省份的直接出口额较小，但其经济发展与沿海供应链日益交织，使其面临因供应链中断而产生的蔓延风险。许多中西部省份已逐步发展为电子元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上游供应商，这些产品最终在沿海出口枢纽完成组装。因此，沿海制造业活动的放缓可能会向上游传导，导致内陆地区出现订单减少、就业压力加剧以及财政收支紧张等问题。
尽管如此，西藏和青海等少数省份可能基本不受全球贸易冲击的影响。这些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结构以农业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且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外部需求波动带来的影响。
2025年前9个月，中国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增长了7.1%。沿海多省增速超过了全国均值(图表2)。这部分增长主要源于美国零售商为应对关税上调而提前备货，推动提前发运量显著增加。同时，美国实施的差异化关税政策刺激了跨境套利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至9月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同比增长14.7%。
沿海省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优势减轻了美国高关税的影响
近年来，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中国沿海省份日益向高科技制造业转型。一些省份甚至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这为其应对关税风险提供了更大的缓冲。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江苏、广东等已建立高科技制造基地的地区利用技术升级来提升产品价值并降低成本。例如，凭借其高度整合的产业链，江苏苏州在纳米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竞争力。广东省各市在精密模具、自动化设备和新材料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技术，从而形成了高效的电子产品供应链网络。这些省份的先进制造业和电子产品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图表3)。
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先进制造业和电子产品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和提升附加值部分缓解关税影响，但纺织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成本压缩空间有限，面临更大挑战。对这些行业而言，转移至关税较低的其他制造基地是保持竞争力的有效策略。受此影响，近年来传统上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的地区，此类产品的出口规模有所缩小。例如，2024年，纺织品出口仅占浙江省总出口的17%，低于2018年的22%。
除了技术适应之外，某些在特定行业全球市场份额占据主导的省份也能利用其优势来缓冲关税影响。例如，中国最具活力的电子生态体系所在地广东，目前生产全国40%以上的工业机器人，而2018年这一比例为20%。江苏在从多晶硅到先进组件的整个光伏价值链中保持领先地位，其全球市场份额从2018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24年的近50%。在关键材料方面，江西继续在全球稀土储量及相关产品中占据主导地位，巩固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重要性(图表4)。
一些利润率较低的商品也通过市场支配地位展现了关税韧性。例如，义乌供应了美国进口的90%以上的圣诞装饰品，这使其拥有独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进口商通常会吸收价格上涨，因为其他选择(如越南或印度)可能导致更高的成本和交货延迟。然而，即使这些大本营也不能完全免受极端关税的影响，如果关税超过100%，进口商可能会选择完全放弃某些产品类别。
2025年前9个月，中国在出口方面表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机电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60%以上，增幅达到9.6%，高于整体出口增幅。其中，先进制造设备出口增长超过22%，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55%。这些数据凸显了中国出口增长日益集中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中国正在进行的“反内卷”行动进一步巩固了沿海地区的地位，因为沿海地区已经建立了技术优势。随着行业格局的合理化，这些省份有望巩固其国内市场份额。内部升级将为抵御外部压力提供缓冲，使其能够在更具挑战性的贸易环境中蓬勃发展。
中国的出口仍具韧性，但美国的转运政策增加了不确定性
自2018年以来，中国已稳步扩大和分散其出口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任何单一地区的依赖，并缓冲了贸易限制的影响。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沿海省份引领这一转变，将贸易活动转向东南亚、南美和非洲地区。2025年前9个月，中国对东南亚的出口约占出口总额的17%，高于2018年的12%，这使得东南亚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图表5)。
东南亚中，越南的占比最大，约为30%，其次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占比均接近15%。美国2025年7月出台的对转运商品的关税迄今为止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似乎不大，7月之后中国对东南亚多数经济体的发货量较今年上半年有所上升(图表6)。
但是，对转运商品加征40%关税的风险加大了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转运”的定义有多广泛。如果美国采取宽泛的解释，针对包含中国原料较多的商品，这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转运出口，削弱其在亚太供应链中的作用，并减少其在该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但是，如果美国仅对那些经过极小加工或只是重新贴标的商品加征关税，其影响将是中性的，并且转运可能对半导体等高利润率行业仍具吸引力。这意味着广东和江苏等高附加值制造业较强的省份受到的影响较小。另一方面，合规和物流的成本可能会超过纺织品等低利润率行业的获益，使得直接出口的可行性提高。因此，部分出口仍包含低附加值产品的浙江和福建等地区可能受到一定的冲击。
近年来，沿海省份一直在推动中国海外投资的大幅增长(图表7)。当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扩大境外生产以缓解关税的影响，尤其是电动汽车和5G设备等行业。这些企业正在大量投资于本地制造业，与上游供应商整合，并增强研发能力。这一持续创新和对外投资反映出其一定程度的适应性，这仍是企业应对外部压力的一项优势。
此外，虽然美国潜在的转运商品关税加大了不确定性、合规复杂性以及供应链从中国向外转移的压力，但短期内不会削弱中国在区域供应网络中的主导地位。我们预计，“中国+1”战略将基本保持不变，因为东南亚仍具有成本优势。
政策支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关税影响，但土地出让收入仍是关键脆弱点
如果关税持续高企，我们预计中国中央政府可能会采取财政措施来缓冲关税的影响。这一支持可能采取增加政府支出的形式，新增支出估计占GDP的2%-2.5%。此类刺激措施将缓解GDP增长受到的拖累。在持续的贸易压力下，全国GDP增速可能下降1-1.5个百分点。
假设该项财政支出全部由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来融资，则省级债务负担将相应上升。鉴于沿海省份可能受关税影响最大，这些省份获得的财政支持占比将相对偏高，债务增速也相对更快。即使如此，这些省份由此增加的直接债务负担仍应在可控范围内，这是因为当前的直接债务比率相对较低至中等，表明存在剩余的财政空间(图表8)。
除了中央财政措施外，我们注意到年内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采取积极措施，例如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和重要外贸中心的义乌。义乌市政府出台了缓解潜在风险的措施，包括贷款延期、设立应急基金、减租以及向受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
但是，沿海省份面临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持续萎缩以及房地产业持续疲软的重要冲击。尽管土地出让收入目前占上述地区财政收入的20%-35%，低于2021年的30%-50%，但绝对规模较2021年峰值的降幅显著，导致收入严重不足。如果该趋势持续，地方政府偿还更高额债务和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将受到制约，从而抵消相对较低的直接债务负担带来的益处。
鉴于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敞口较大，我们预计沿海省份在没有支持措施的情况下GDP增速可能会放缓，然而实际放缓幅度可能不及此前所担忧的程度严重。这一韧性反映了其相对较低的债务负担，但土地出让收入持续疲软仍是其财政可持续性的一项重要风险。
国内内陆省份的消费是抵消外部需求趋弱的重要因素
尽管存在一些缓冲，但关税压力的持续上升可能仍对沿海地区增长造成压力。在消费者信心疲弱的情况下，国内消费不太可能抵消外部需求趋弱的影响。与之相反，占国内消费总额60%以上的内陆省份主要受内部需求推动，并逐渐成为应对贸易相关波动的重要缓冲。
江西和湖北等地区的消费势头强劲，近年来零售额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鉴于内陆地区的外贸敞口较小，国内需求的适度增长可能有助于缓冲外部订单减少的影响。因此，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有效缓冲外部冲击(图表9)。
但是，内陆省份面临结构性障碍，阻碍其充分发挥消费潜力。较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制约了购买力，而更高的物流成本削弱了竞争力。
在消费方面，关税可能成为加速中国经济结构向内需转型的长期催化剂。从中长期来看，国内需求对于抵消外部需求不足至关重要。
沿海省份继续通过出口多元化和技术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内陆地区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缓冲地带。在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下，这些地区激活内需的能力对于在贸易紧张局势持续的情况下支撑中国的韧性至关重要。
此报告是于2026年1月5日发表的穆迪报告Sub-Sovereign – China: China’s coastal provinces show resilience to tariff shocks, though uncertainty lingers的中文翻译本。(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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