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建及项目融资 | 中国的海外投资将继续增长，并且越发集中于“一带一路”国家

概要

中国(A1/稳定)的海外基建投资将继续稳步增长，并且越发集中于“一带一路”国家¹和新兴市场。强劲的基建需求、政策支持和有竞争力的供应链支持投资增长，尤其是能源转型项目。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加大执行风险，并可能制约海外投资的回报，对中国基建企业具有负面信用影响。尽管如此，相关投资规模依然可控。

2026-2027年海外投资将稳步增长，越来越集中在“一带一路”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强劲，2024年达到1,920亿美元²之后，2025年增速处于个位数中段³。2024年，基建相关投资约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中国基建企业正在拓展至需求强劲、政策契合度高以及供应链整合的地区，尤其是在亚洲、中东、拉美和非洲。

能源转型将支持海外投资增长。投资正在转向可再生能源发电、电网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供应链。太阳能发电和风电项目占主导地位，得益于其成本竞争优势、制造和建设能力较强、项目执行风险可控、回收期短以及经济效益改善。可再生能源的迅速扩张需要电网基础设施的相应投资，这为中国电网运营商向战略协同的新兴市场出口其技术和供应链提供了投资机遇。

融资渠道的拓展将支持扩张。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能源投资将达到3.4万亿美元，较2025年增长5%。除了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传统债务融资之外，绿色金融工具、政府支持的基金和出口信贷机构也将提供支持。企业将采取更有选择性且注重回报的投资策略。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重塑投资决策。中国企业对海外大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受到更多政治因素和国家安全审查的影响。更严格的投资审查和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项目可见性，也加大了执行风险，这可能会削弱企业现金流的可预测性并增大其财务风险，具有负面信用影响。企业可能会转向需求更强、地缘政治环境更有利的市场。但是，这些新兴市场主权风险的上升和监管框架可预测性的降低可能会加剧项目层面的波动性。

中国雄厚的制造业基础、高效的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投资支持其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核心作用。中国企业数十年来已经拓展了海外市场，目前正在加快海外投资力度，以应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竞争加剧的状况。因此，我们预计2026-202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将稳步增长。

在2022年下降8.8%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2023年增长8.7%，2024年同比增长8.4%至1,922亿美元(图表1和2)。其中基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2024年增长7.8%至141亿美元，与投资总额的增长趋势基本接近。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和2026年前3个月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分别增长7.4%和5.4%。

亚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其次是拉美和欧洲。近年来，亚洲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呈稳步上升趋势，从2022年的66.5%和2023年的68.2%升至2024年的70.2%。在亚洲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包括新加坡(Aaa/稳定)、印尼(Baa2/负面)、泰国(Baa1/稳定)、越南(Ba2/正面)、马来西亚(A3/稳定)和老挝(Caa2/稳定)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Aa3/稳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Aa3/稳定)。这反映出中国与亚洲合作伙伴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深化，推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下供应链多元化、地理位置相邻、新兴市场基建需求强劲，以及中国企业越发重视获取和保障海外战略性资源。

尤其是，“一带一路”投资增长势头加大。2025年“一带一路”成员国的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⁴增至400亿美元左右，较2024年增长17.6%，显著超过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增速，占比从2024年的23%升至27%。

我们预计2026-2027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将继续稳步增长，尤其是基建投资。

1.新兴市场的基建需求强劲。中国企业2025年获得的海外工程、采购和施工(EPC)合同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新签合同额达2,892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8.2%，意味着短期项目储备强劲。

2.能源转型是海外基建需求强劲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受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加剧、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下降、电力需求上升以及部分新兴市场脱碳目标趋严的影响，海外清洁能源及配套基础设施投资自2022年以来有所加速。鉴于2026年全球能源投资有望达到3.4万亿美元⁵，中国基建企业处于有利位置，有望把握不断扩大的海外发展机遇。

3.中国政府支持海外投资。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鼓励更严格监督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强调海外拓展从规模驱动向以回报为核心的战略性转变，并从分散的对外活动转向协同的全球产业部署。海外基建投资将优先于清洁能源和相关技术、关键能源资源、多式联运和物流，地域重点集中在“一带一路”国家和新兴市场。

此外，2026年4月最新成立的国务院境外国资工作局凸显出政府关于强化对外投资监管和加强海外投资保护的承诺。这将有助于加强海外运营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对国际敞口上升的基建企业具有正面信用影响。2026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了海外投资新规，重申提供政策支持，同时进一步界定监管框架。新规收紧了监督和合规要求，并加强了对中国海外投资的保护。

能源转型将推动海外投资增长，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国家

中国企业转向海外可再生能源领域可支持全球气候目标，即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高两倍，至少达到11,000吉瓦⁶。东南亚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因为当地能源结构仍严重依赖化石燃料，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仅煤炭发电就占到东南亚发电量的48%左右⁷。这表明该地区的经济体存在发展太阳能发电、风电和水电的巨大潜力。2022年10月至2025年6月，亚洲是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最大市场，项目数量达到354个，其次是非洲(126个项目)和欧洲(42个项目)⁸。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造成的油气供应中断凸显出能源安全和多元化的重要性，我们预计中东冲突将进一步加快亚洲和新兴市场的清洁能源发展步伐。这一趋势既强化了供给侧驱动力，包括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又增强了需求侧驱动因素，体现为海外市场持续的基建需求。

若拥有合同锁定的收入、受监管的回报机制或东道国战略需求的支持，可再生能源和电网项目能够提供更可预测的现金流。但是，在项目层面，执行风险、弃电风险、电价负担能力、东道国承购方的信用质量和合同保护的可执行性仍是关键差异因素，尤其是在监管框架尚不完善、主权评级较弱的国家。

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支持下，电力相关的海外投资正在增加

随着能源转型需求的增加，中国对电力、燃气和水务公用事业的海外投资大幅增长。2024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较2020年增长近一倍，至822亿美元，自疫情以来投资步伐显著加快(图表3)。

图表3

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将扩大中国受评电力和公用事业企业现金流的多元化程度，而对海外清洁能源项目的资本配置将支持其发电业务组合的脱碳进程。

在中国于2021年承诺停建新的海外燃煤电厂以体现其对全球脱碳的支持之后，电力相关投资从化石燃料明显转向可再生能源、电网和清洁能源供应链。

2022年各监管部门《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强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的承诺。

该指引鼓励太阳能发电、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企业“走出去”，围绕可再生能源发电、先进核电、智能电网、氢能、储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深化电力技术和装备领域的合作。

该指引强调绿色融资机制，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的清洁能源部署。

这一方向性调整规模显著。根据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reen Finance)和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的数据，2022年10月至2025年6月由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成员国可再生能源项目活动超过500次(图表4)。这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股权投资和建设合同比例一般约为25：75。

海外项目从燃煤向清洁能源的转变降低了中国电力公用事业企业的资产搁浅和碳转型风险敞口，同时使其业务组合能够符合东道国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持续发展为中国工程建设企业寻求建设机遇提供了一定支持，有助于支撑其订单储备，并在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推动收入来源多元化。

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扩张需要对电网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但是，输配电网络不足，尤其是在覆盖范围、输电容量和电网灵活性方面，仍是制约许多新兴市场可再生能源部署的一项重要因素。

因此，中国电网运营商一直在扩大其地域覆盖面，利用强大的国内输配电能力，并出口其技术和供应链，尤其是特高压输电，以支持战略协同的海外市场的电网发展。

融资渠道的拓展将支持海外投资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与可再生能源、核能、电网、储能、低排放燃料、能效提升及电气化相关的能源投资将达到2.2万亿美元10。其中，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预计约占投资总额的13%，相当于4,570亿美元。中国基建企业能够借助多元化融资渠道更好地支持资本开支及投资需求，从而具备参与相关投资机会的能力。

我们预计，大多数受评中国基建企业在多元化融资安排下，将对海外投资采取更加审慎且有选择性的策略，这有助于缓解以债务融资支持的海外并购和投资所带来的财务风险。尽管如此，由于国内投资仍是推动财务杠杆的主要因素，海外投资在这些企业资本开支中的占比仍将较小，因此海外扩张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预计可控。

中国基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时，通常依赖内部资金与债务融资的组合，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融资、债券发行及出口信用机构支持等。同时，母公司也可能通过注入资本、提供担保或签署维好协议等方式提供额外资金支持。

近年来，用于支持海外清洁能源项目的可持续融资工具明显增多，中国金融机构亦不断将绿色金融资源投向境外项目。例如，2024年中国银行成功发行了全球首批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债券，规模合计9.4亿美元。绿色债券在部分市场通常以较传统债券略低的利差交易，具有一定程度的融资成本优势，但该优势总体有限，且在不同市场及周期中表现不一。

虽然债务融资仍是主要资金来源，但战略性的国有背景投资基金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这类基金通常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通过股权投资及母基金架构支持跨境基建项目，并通过联合投资吸引私人和国际资本。

例如，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和丝路基金近年来扩大了其投资布局，体现出股权和长期资本在支持海外基础设施中的使用增多。这一趋势不仅优化了项目资本结构，也提升了股东多元化程度(图表6和7)。

出口信用机构还通过提供信用保险和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在提升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融资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19-2024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信保)的年度承保和担保业务规模由约6,100亿美元增至超过1万亿美元，反映出对中长期项目风险(特别是海外投资)的承保明显增加。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重塑项目选择并提高执行风险

中国企业在海外大型基础设施(特别是港口、电网和跨境物流)领域的投资正日益受到国家安全审查。近期案例包括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A2/稳定)在巴拿马运河港口的特许经营权，于2026年1月因美中关系紧张被巴拿马最高法院撤销。近年来，美国和欧洲不断加强对中国企业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航运网络和物流)的审查。电力行业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曾于2016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否决中国企业对Ausgrid电网的收购。

上述趋势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上升，并通过降低项目可见性限制海外扩张，从而削弱现金流可预测性并提高执行风险，对信用具有负面影响。此外，在被迫出售资产、合同重新谈判，以及关税和本地化要求导致成本上升和运营复杂性增加的情况下，企业财务风险亦可能上升。近期美国关税政策也表明贸易摩擦可能干扰航运，凸显出中国港口运营商需分散贸易路径，并强化供应链向其他区域转移的趋势。

我们预计，中国基建企业将逐步将投资布局调整至中亚、东盟、拉丁美洲、中东及非洲等更可行性更高的地区，这些市场需求旺盛且地缘政治环境相对有利。然而，这些新兴市场普遍伴随较高的主权风险以及监管不确定性，这或将加大项目层面的波动。

我们预计，中国基建企业将持续投资清洁能源发电资产，同时运输资产也将继续保持重要地位，这已在“十五五”规划中有所强调。但是，大型基建项目在发达经济体可能面临更多限制。此外，一些新兴市场中出现的政治及社会负面情绪引发抗议、项目重议以及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可能限制中国基建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空间，尤其是风险敞口较大的市场。

除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外，受多项关键信用因素影响，海外项目中的长期运营和财务风险可能高于中国境内项目(图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