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贸易 | 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将令欧洲主要行业持续承压
扫码前往手机查看或分享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7日
分析师：李若沙，Zachary Krivine，Laura Perez Martinez，程嘉琳，陈虹伊，卢延宁，Heiko Peters，Matthias Heck，Moritz Melsbach，Paolo Leschiutta，Maria Maslovsky，Martin Fujerik，Guillaume Leglise，Marie Fischer-Sabatie，Martin Kohlhase，Svitlana Ukrayinets，Janko Lukac，Chris Scott，Ernesto Bisagno
欧洲商品贸易逆差扩大反映了竞争力方面的结构性挑战。欧洲的能源成本持续高企，中国(A1/稳定)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上移以及强欧元加剧了中高价值领域的竞争，并蚕食了欧洲的全球出口份额。与此同时，欧洲自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增加正将竞争嵌入欧洲供应链。这在短期内这可降低投入成本，但同时也增强了价格传导效应、依赖性，以及对中国政策和需求变化的敏感性。欧洲的应对政策可能会缓和，但不会逆转竞争压力。贸易防御工具和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可能会减缓部分行业的进口渗透，但结构性制约因素限制了实施更为激进的干预的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提高了拥有全球价值链并在中国开展生产业务的欧洲企业的成本。风险敞口分布不均，且主要集中于高能耗和中端技术行业。这些竞争压力正通过挤压利润率、削弱现金流和推高杠杆率影响信用指标，尤其是对于定价能力有限的企业而言。当进口渗透率和成本劣势叠加，且缺乏缓解因素时，行业的脆弱性最为突出。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汽车、化工、金属和机械等行业。上述趋势近年来在汽车和化工行业的负面评级势头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非投资级主体(对应受评债务规模分别约为600亿欧元和700亿欧元)，同时负面展望占比也较高。第二轮宏观效应正在显现，尤其是在制造业比重较大的经济体。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更易受到波及，传导渠道为就业、投资和国内需求转弱。这些动态正在令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承压，并对企业收入及银行资产质量产生连锁影响。欧洲商品贸易逆差扩大反映了竞争力方面的结构性挑战
欧洲对华贸易状况在过去10年有所削弱(图表1)。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抑制了对欧洲商品的需求，但结构性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提高了生产成本，尤其是在能源密集型行业，而自2022年以来欧元的升值削弱了欧洲商品在全球市场的价格竞争力1。
但中国企业也在稳步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迈进，并拓展至电动汽车(EV)和电池等新兴增长领域，从而加剧了与欧洲生产商的直接竞争。产品质量和产业能力的提升使中国企业如今能够在中端领域，并且日益在高附加值细分市场展开竞争。汽车和化工等行业层面的贸易赤字扩大即反映了这一变化(图表2)。虽然贸易逆差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离岸生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也体现了竞争压力的增大2。
绿色转型亦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逆差，尤其体现在“新三样”，即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光伏产品的进口增长上。中国在上述领域的出口能力已迅速提升。根据我们的测算，2018年至2024年间，“新三样”产品对欧盟(Aaa/稳定)和英国(Aa3/稳定)的出口年均分别增长约54%和76%，2024年约占英国和欧盟27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7%3。这些动态反映在欧洲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逐步流失上，尤其体现在化工、机械、汽车、金属和电子等领域(图表3)。这一趋势在德国最为明显，表明受冲击行业的销量和利润率持续承压。
我们预计，随着中国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并将竞争拓展至更高附加值领域，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我们对欧洲汽车和化工企业评级的负面展望占比较高(图表4)即体现了上述结构性压力。近年来，这也引发了负面评级行动，尤其是在上述两个行业。
中间品在中国对欧洲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这也表明嵌入生产和供应链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竞争不再局限于最终商品市场(图表5)。例如，中国仍将是欧洲电动汽车供应链的主要参与者，这反映了其在生产链的全球领先地位及其成本和规模优势。
虽然获取成本更低的投入品在短期内有助于支撑下游利润率，但这也加速了价格压力向欧洲市场的传导，并可能削弱在上游环节扩大国内产能的动力。同时，这还加深了欧洲制造商对中国投入品的依赖，并使其更易受到中国产业政策和内需变化的影响。
中期来看，在教育和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欧洲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研发投资将有助于欧洲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不过，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需要时间，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缓解受影响行业的困境。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制约将限制欧盟竞争力改革，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所提出的相关建议。相比之下，中国产业战略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支持从上游投入到下游应用及新兴技术4在内的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因此，这些竞争压力在短期内得以缓解的可能性不大。
欧洲的应对政策可能会缓和，但不会逆转竞争压力
贸易防御措施(如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曾减缓了特定行业的进口渗透率，但并未导致国内市场份额或产能的持续回升。来自光伏板等行业的迹象表明，这些措施只能提供暂时的缓解，而且往往会被贸易转移或持续的全球产能过剩所抵消(图表6)。这也将提高在中国开展生产的欧盟本土企业的成本。
欧盟正在探索更多的政策工具，包括在公共采购中实施更严格的本地含量要求，但其应用范围可能仍将局限于半导体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更广泛而言，欧洲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采取更为激进保护主义措施予以应对的空间，尤其是与美国(Aa1/稳定)相比。因此，相关政策措施可能仍将以渐进方式推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难以消除外部竞争压力。
风险敞口集中在能源密集型和中端科技行业
我们的制造业脆弱性指数(MVI)显示，欧洲各行业对这些竞争动态的风险敞口存在差异，其中进口渗透率高、成本劣势明显且缓解能力有限的领域最为严峻(图表7)。MVI提供了一个一致的分析框架，用以评估这些压力如何转化为与信用相关的结果，该框架基于三个宏观层面的传导渠道：替代风险、经济敏感性以及出口能力。
这些压力已经开始传导至信用指标(图表8)。较高的进口渗透率和成本压力会侵蚀利润率和现金流，而市场地位的变化则可能蚕食国内市场份额，并改变供应链格局。与此同时，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溢出效应(通过就业、投资和技能)加大了上述压力，尤其是在经济体量较大的行业(我们还发表了东盟和拉丁美洲相关报告。)
在此框架基础上，以下行业分析将重点关注敞口最为突出的领域，以及这些压力已经如何影响信用指标。
汽车
汽车行业承压严重，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及其相关零部件领域。我们共向欧洲最大的8家汽车制造商和20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授予评级。中国生产商受益于其本土市场规模、政策支持、成本优势以及技术的快速升级，这使其能够在国内和出口市场中均提升市场份额。这种影响延伸到价值链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其受到来自中国零部件的竞争压力尤其严重。欧洲零部件供应商利润率虽已出现复苏迹象，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低利润率是我们采取负面评级行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欧洲汽车制造商在高端细分市场仍具优势，但随着竞争向更高价值产品延伸，这一优势可能逐步削弱。利润率压力已具有广泛性。由于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削弱信用指标，评级较低的企业(尤其是定价能力有限、利润率较低且下降的企业)面临更高的评级风险(图表9)。
近年来，汽车和化工行业的评级变化率低于欧洲公司的平均水平，其流动性状况总体充足，欧洲企业整体违约状况继续趋于稳定(图表10)。
鉴于汽车行业在经济中体量较大，利润率持续受压可能通过投资减少、就业转差以及供应链溢出效应产生更广泛的宏观金融影响。
化工
化工行业的竞争压力集中在通用化学品和中间体板块，在这些领域，从结构角度来看欧洲生产商面临更高的能源和合规成本。中东地区冲突的演变可能进一步加剧压力，因为随着天然气、石油及运费价格对供应风险作出反应，能源和原料成本将走高且波动性增强。尽管如此，中东供应线路的持续中断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减轻来自中国生产商的竞争压力。亚洲化工产品出口减少短期内将给产量和利润率压力带来一定缓解。
上述压力在行业中已经显现。在评级为B3/负面或以下的32家欧洲、中东与非洲投机级别化工企业中，有13家还面临再融资需求，这加大了对利润率压缩和需求下降的脆弱性，同时来自低成本亚洲生产商的进口将继续削弱其定价能力。
特种化学品通过产品差异化和出口潜力提供一定程度的韧性，但这一缓冲不均衡，且随着中国生产商在价值链中上移，可能逐步减弱。与此同时，该行业在健康、粮食安全、国防及绿色转型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这推动欧盟持续出台政策以增强其韧性，并可能对未来的投资和政策应对产生影响。
机械和电子产品
随着中国在中端科技和部分高科技产品领域的份额上升，机械和电子产品面临的替代风险相对更高。虽然欧洲在某些板块保持了强劲的出口地位，但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加剧可能会抑制定价能力和盈利能力，尤其是对于差异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商而言。
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更为复杂。中国自给率的提高主要影响中国国内市场份额，而非全球出口竞争，但仍会影响欧洲供应商的销量。
美国出口管制和中国推动半导体自给加剧了来自中国国内生产商的竞争，这种情况正变得愈发明显。影响集中在特定产品类别，并主要体现在中国本土市场。例如，意法半导体(Baa1/稳定)约15%的收入来自中国客户。该公司正采取"中国制造产品供应中国市场"这一战略作出应对，包括与三安光电成立合资公司。
电信设备方面，欧洲生产商在价格和规模方面面临来自中国企业的持续竞争，致其利润率持续承压，市场份额面临挑战。诺基亚(Ba1/正面)和爱立信(Baa3/稳定)等企业已面临来自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日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在无线网络设备市场。然而，出于数据安全方面的担忧，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已开始限制中国设备在关键电信基础设施中的使用。
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
欧洲金属制品生产商的替代风险较高，反映出持续的进口渗透和全球产能过剩。进口在欧盟钢铁消费量中的占比较大，而贸易转移(即原材料从其他市场转口)又加剧了这一压力。
与此同时，较高的能源成本以及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排放定价持续削弱行业竞争力。虽然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可能会提供部分支持，但不大可能完全抵消这些结构性成本劣势。
这些压力已开始传导至信用指标，并在下游产品领域更为明显。利润率收窄和需求走弱对盈利能力形成压制，并推高杠杆水平，尤其是对那些在吸收成本冲击方面灵活性有限的生产商而言。美国铝业和挪威水电(Baa2/稳定)等欧洲铝业企业同样面临主要终端市场需求疲软的压力，影响了产量和盈利能力，但挪威水电垂直一体化的业务模式带来了一定的多元化优势。不过，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地区铝溢价有所上升，导致全球大约9%的原铝产能停产。
欧盟近期针对钢铁产品实施的保护措施(将于2026年7月生效，包括收紧进口配额、提高关税以及加强可追溯性)，应有助于在短期内限制信用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结构性需求疲软和转型成本继续制约信用状况的改善。
结构性壁垒较强的行业的风险敞口较小
食品和饮料受益于较高的运输成本、监管限制和当地消费者偏好，这些因素限制了来自直接进口的竞争。
制药行业保持韧性，这得益于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定价能力。不过，中国在高附加值细分领域快速取得进展构成了不断上升的中期风险。中国临床试验和药品监管体系改革是其加快生物制药创新，并缩小与全球领先企业差距的战略的核心。在仿制药、原料药(API)以及合同开发与制造组织(CDMO)领域，这一风险敞口尤为突出，行业内企业正面临来自中国竞争对手基于成本优势的替代压力，其趋势与化工和金属行业所呈现的情况类似。
第二轮宏观效应正在显现，尤其是在制造业比重较大的经济体
在宏观层面上，制造业比重较高的经济体，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更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竞争加剧所带来的第二轮效应的影响，这反映了这些行业在产出和就业中的占比(图表12和13)。
这些压力已在数据中显现。自2024年第一季度以来，汽车、机械和化工行业的就业人数分别下降了约10%、3%和2%，表明相关影响已开始较早传导至劳动力市场。这一传导渠道还通过投资和国内需求走弱得到强化，两者共同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这些动态反过来会对企业收入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尤其是对那些与制造业供应链相关的企业而言。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脆弱行业的资产质量下降及信贷风险上升。
通过提升实际购买力并促进经济中其他领域的消费支出，价格较低的中国进口产品部分抵消了负面影响。然而，这种消费提振不足以抵消制造业活动走弱带来的更为持久的拖累，尤其对于工业基础较大的经济体而言。
尽管仍存在一些缓解因素，包括部分较高附加值细分领域的出口实力以及针对战略性行业的政策支持，但这些因素不太可能显著改变中期发展走势。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仍是欧洲制造业面临的结构性和信用相关不利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提供了一个并行的调整渠道。尽管2024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约占中国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6%，但欧洲仍占中国在亚洲以外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德国、瑞典(Aaa/稳定)、西班牙(A3/稳定)和英国仍是主要投资目的地。
在汽车领域，中国制造商正加快推进本地化战略，2018-2023年欧洲占中国汽车行业境外投资的40%左右，主要集中在匈牙利(Baa2/负面)和西班牙等国。
这一趋势可能有助于当地市场的投资和产能提升，但也会加大欧洲其他地区发生格局重构的风险，尤其是在成本劣势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因此，从长期来看，本地化只是重新分配而非消除竞争压力，并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挑战的结构性特征。
附录：MVI是什么？如何构建？
MVI旨在根据历史和结构性经济联系，识别最易受中国贸易竞争影响的行业和经济体。该指数涵盖协调制度(HS)两位数编码标准的14个制造业板块(图表10)，涉及东南亚、拉美和欧洲的17个国家。
MVI由三个标准化支柱组成，每个支柱均反映了外贸竞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的不同传导渠道。这些支柱如下：
1.替代风险(权重30%)：衡量国内生产被中国进口产品替代的可能性，包括通过最终产品直接替代或通过中间原材料间接替代5。
2.经济敏感度(权重35%)：反映一个行业对国内经济的宏观重要性。占GDP比重较大的行业如果受到不利影响，则可能带来更大的潜在溢出效应。
3.出口潜力(权重35%)：评估一个行业受益于全球供应链重构(包括“中国+1”格局)的能力。强大的出口潜力可缓解总体脆弱性，因此反向计入指数。
从1(低脆弱性)到10(高脆弱性)的变量汇总为支柱分数和总体MVI分数(因素和权重请参阅图表15)。
1.2025年欧洲天然气价格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也显著高于美国基准价格。
2.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民营企业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占30%左右，这表明贸易逆差日益反映的是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外资关联企业的组装活动所致。
3.采用HS6分类，我们将“新三样”产品类别定义为870380、870360、854140、854142、854143和850760。
4.中国产能过剩及需求增长疲弱对“十五五”规划的执行构成风险。若以投资拉动为主，缺乏相应的需求增长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可能会对中国的国内供给、 价格水平及债务造成压力。
5.MVI涵盖了各经济体的完整制造业基础，而不论其所有制结构如何。对于多数东盟五国经济体而言，这主要反映了本土制造业活动。越南是个例外，其外资和合资制造能力占比较大；因此，其数据反映了整个行业的总体敞口。此类区别不影响热图分类，但会影响跨国解读。
穆迪报告Trade – Europe: Chinese competition to keep pressure on key European sectors的中文翻译本，英文报告于2026年6月9日发表(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本报告并非信用评级行动公告。对于本报告中涉及的任何信用评级，请参阅https://ratings.moodys.com发行人/交易专页，了解最新评级行动信息和评级历史。
穆迪信用评级关联公司所发布的信用评级是他们对实体、信用承诺、债务或债务证券的相对未来信用风险的当前意见，穆迪出版或提供的材料、产品、服务和信息(统称“材料”)可能包括该等当前意见。穆迪将信用风险定义为某实体可能无法履行其到期的合同财务义务的风险，以及在发生违约或损害事件时的预计财务损失。关于穆迪信用评级所指的合同财务义务的种类的信息请见相关的穆迪评级符号和定义出版物。信用评级并不针对任何其他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风险、市场价值风险或价格波动。信用评级、非信用评估(“评估”)以及穆迪材料中包括的其他意见并非对当前或历史事实的陈述。穆迪材料也可能包括由Moody's Analytics, Inc.和/或其关联公司发布的以量化模型为基础的信用风险预测以及相关的意见或评论。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及材料并不构成或提供投资或财务建议，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及材料亦非关于购买、出售或持有特定证券的推荐意见，也不能提供该等意见。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和材料均不会评论某项投资是否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穆迪发布信用评级、评估和其他意见及出版或提供其材料之时预期并理解每位投资者将以应有的谨慎态度自主研究和评估其考虑购买、持有或出售的每项证券。
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和材料不适于散户投资者的使用，如散户投资者在做投资决定时使用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或材料，将是草率且不合适的。如有疑问，您应与您的财务顾问或其他专业顾问联系。
本文所载所有信息均受法律(包括但不限于版权法)保护，未经穆迪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方式或途径对该等信息全部或部分进行复制或翻印、重新包装、进一步传播、传送、散布、分发或转售，或存储供日后任何上述目的使用。为明确起见，本文所包含的任何信息均不得用于开发、改进、训练或再训练任何软件程序或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或自然语言处理软件、算法、方法和/或模型。
任何人不得将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和材料作为基于监管目的而定义的基准 (benchmark)，亦不得以可能导致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和材料被视为基准的任何方式使用穆迪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和材料。
本文所载所有信息均系穆迪从其相信为准确和可靠的来源获得。然而，由于可能会出现人为或机械错误以及其他因素，本文所载所有信息均按“原样”提供，不附带任何形式的保证。穆迪会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使其在授予信用评级时采用的信息具备足够质量，并来自穆迪认为是可靠的来源，包括独立的第三方来源(如适当)。但穆迪并非审计机构，亦不能对评级过程或准备其材料时收到的信息在每个情况下均独立地进行核实或确认。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因本文所载信息、或本文所载信息的使用或未能使用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任何间接、特殊、后果性或附带性损失或损害，穆迪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和供应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即便穆迪或其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或供应商被事前告知该等损失或损害的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a)任何当前或未来的利润损失或(b)因并非穆迪特定信用评级的评级对象的金融工具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因本文所载信息、或本文所载信息的使用或未能使用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直接或补偿性损失或损害，穆迪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和供应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由穆迪或其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代理、代表、许可人或供应商的疏忽(为避免疑问，不包括法律规定不得排除的欺诈、故意不当作为或任何其他类型责任)、或其控制范围内或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偶发事件而导致的任何个人或实体的直接或补偿性损失或损害。
穆迪不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对任何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或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提供或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由穆迪公司(“MCO”)全资持有的信用评级子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谨此披露：多数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评级的债务证券(包括公司债和市政债、债券、票据和商业票据)和优先股的发行人，在授予任何信用评级之前已同意向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支付信用评级意见和服务费用。MCO及所有以“穆迪评级”品牌名称(“穆迪评级”)发布评级的MCO实体亦执行政策及程序以便保持穆迪评级的信用评级及信用评级过程的独立性。关于MCO董事与被评级实体之间，及获穆迪投资者服务信用评级并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报告其在MCO持股5%以上的各实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的信息每年会在ir.moodys.com“投资者关系—公司治理—章程与治理文件—董事及股东关联政策”栏内刊登。
穆迪SF Japan K.K.、穆迪本地AR Agente de Calificación de Riesgo S.A.、穆迪本地BR Agência de Classificação de Risco LTDA、穆迪本地MX S.A. de C.V, I.C.V.、穆迪本地PE Clasificadora de Riesgo S.A.和穆迪本地PA Calificadora de Riesgo S.A.(统称为“穆迪非 NRSRO评级机构”)均为MCO间接全资拥有的信用评级机构子公司。所有穆迪非NRSRO评级机构均不是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
仅针对澳大利亚的额外条款：任何出版到澳大利亚的本文件均依据下述穆迪关联公司的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发布：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Pty Limited，澳大利亚商业注册号码(ABN)：61 003 399 657，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号码(AFSL)：336969；及/或Moody's Analytics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亚商业注册号码(ABN)：94 105 136 972，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号码(AFSL)：383569(视情形而定)。本文件仅向2001年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2001)第761G条所定义的“批发客户”提供。如您继续在澳大利亚境内浏览本文件，即代表您向穆迪表示您为“批发客户”或代表“批发客户”浏览本文件，您或您代表的实体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向2001年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2001)第761G条所定义的“零售客户”发布本文件或其内容。穆迪信用评级是针对发行人债务的信用度的意见，并非对零售投资者可获取的发行人股票证券或任何形式的证券的意见。
仅针对印度的额外条款：穆迪的信用评级、评估、其他意见和材料并非旨在被用于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或拟上市的证券相关之目的，也不应被印度境内的任何用户用于上述目的。
有关第二方意见及净零排放评估(定义见穆迪评级评级符号和定义)的额外条款：请注意，第二方意见(“SPO”)及净零排放评估(“NZA”)均不属于“信用评级”。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司法管辖区之内，SPO及NZA的发布不属于受监管的活动。日本：在日本，SPO及NZA的开发和提供属于“辅助业务”，而非“信用评级业务”，不受《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及其相关法规中适用于“信用评级业务”规定的约束。中国：任何SPO：(1)并不构成中国任何相关法律法规所界定的中国绿色债券评估；(2)不能包括在任何注册声明、发售通函、招股说明书或任何其他呈交中国监管机构的文件中，或以其他方式用于满足任何中国监管披露要求；及(3)不能在中国境内用于任何监管目的或任何其他中国相关法律或法规所不允许的目的。在本免责声明中，“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