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信用环境 | 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世界经济向三足鼎立之势转变，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

即使在疫情之前，政策制定者已在越来越多地反思全球化的成本与效益。疫情暴发之后，我们预计各国/地区加大对修复国内经济损失的重视程度将导致其更加强调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尤其是在关键的战略产业。除了确保提升各大经济体的供应安全性之外，政策制定者也会考虑解决国内对不平等问题和社会紧张局势而不断上升的政治顾虑，而公众普遍认为全球化加剧了这些问题。

上述因素将加快多个现有趋势，而这些趋势在推动美国、中国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因此，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预计国际经济体系将继续向三足鼎立的态势发展 (图表1) 。美国、中国和欧盟通过其经济规模和资源对塑造全球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三者合计占全球GDP和货物贸易的一半左右。

图表1

十几年来，全球经济已受益于全球化、国际贸易的积极开放、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解体。虽然全球化支持了经济增长，并帮助多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减少了绝对贫穷情况，但发达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也导致了不平等现象上升及其社会内部紧张局势加剧。因此，即使是在疫情之前，一些政策制定者已在逐渐质疑进一步全球化是否有益，而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10年也发生了全球化进程的局部逆转。过去10年里，全球贸易占GDP比例的增速已经趋弱，主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增长放缓。同时近年来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参与度已显著下降 (图表2-3) 。

疫情将加快这一趋势。随着经济从疫情冲击中复苏，对于供应链安全性的重视程度可能会上升，而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受到更多关注也将促使政策制定者加强巩固国内劳动力市场。我们预计这些情况将推动全球贸易、科技发展和监管标准、资本与投资流、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政策优先程度发生变化。整体来看，上述变化将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产生广泛的负面信用影响。

长期生产力增速下降是主权国家面临的一个潜在后果

对主权国家整体而言，运输、物流和供应链受到冲击以及贸易限制措施导致贸易成本上升，造成整体经济增长停摆。经济增速下降及贸易与投资限制所产生的扭曲可能会导致投资绝对水平和资本配置无法达到最优状态。这可能会造成原本较低的长期生产力增速下降和竞争力削弱，进而降低就业率。

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将影响主权的长期财政状况，提高其整体债务水平，并使本已债台高筑的经济体愈加脆弱。政治与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阻碍资本流动。这可能将削弱部分主权国家利用外部资金弥补经常账户赤字的能力，并限制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提供资金的能力，原因是资本可能会流向与债权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

在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环境下，过去10年全球贸易机制中的多个特征仍将存在，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20国集团 (G20) 等非正式国际协调机构。然而，这些组织的效力和影响力可能会逐渐减退。即使新一届美国政府改变现政府对世贸组织仲裁委员会的任命政策，对于多边体系的信心也已减弱，并且难以扭转。由于全球在贸易和制造业价值链参与方面的联系可能已经松散，区域性协议将会日益受到重视。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提高将是推动区域内贸易的另一个因素。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06年到2019年，101个国家中最惠国之间的关税细目的数量上升了7.2%¹。我们预计政府政策会越来越侧重于失衡的贸易及保护本土就业与生产，同时潜在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依然是政府可采用的手段。

此外，疫情加大了各国对某些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产品供应安全性的重视，即使代价是更高的贸易与生产成本和更低的效率也在所不惜。上述变化将在制药、粮食和信息技术等战略性产业中最为显著。因此，区域内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反映了跨境贸易成本上升及重视供应链抗压能力的背景下，关注点重新回到区域性生产和消费。

2000年以来，亚洲地区内的贸易已大幅增长。制造业中心离开欧美已使亚洲具备较完备的供应链，进而带动该地区的贸易流。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亚洲需求市场和中间产品生产基地的经济地位业已上升，进一步推动了贸易流 (图表4) 。另一个迹象显示了贸易关系可能更加坚固，即中国等15个亚洲国家已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该协定的目的是在亚洲建立自由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图表4

上述结果总体上对出口导向型企业和经济体将具有负面影响，原因是更高的贸易壁垒和重视供应链抗压能力会提高运营成本、降低供应效率，并减少区域间贸易流。但是，区域内贸易关系更加紧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贸易导向型经济体受到区域间贸易关系趋弱的负面影响。区域化的主要受益方可能会是自然资源种类最多、人力成本最低及供应链最完整的国家²，但能否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这些经济效益则取决于经济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

中国在经济规模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的优势不断上升，因此其作为亚洲供应链中心的地位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多边组织以及RCEP等贸易协定可能会继续扩大其全球影响力。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体越来越重要的出口目的国，而“一带一路”国家作为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的来源以及中国的出口目的国将与中国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对于中国企业，脱离全球化一方面会加快将某些生产中心转向内陆地区，以服务国内需求，另一方面，去全球化趋势将促使企业更重视对新兴市场的出口 (尤其是非洲和拉美) ，而不再是更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发达市场。

美国在努力提升供应链的抗压能力，此外美国国内有观点认为增加使用国外供应商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这两者使政府提高了国内增长目标与贸易和外交政策目标的一致性。美国企业可能会针对变化的局势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其中包括分散供应商的地域分布、为避免关税风险完全放弃中国供应商、更多采用技术解决方案来改善需求预测和供应管理。作为上述策略的一部分，企业可能会在国内运营，从而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或利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在北美迁移。无论采用何种方式，企业均需要平衡成本与收入。如果劳动力和监管成本上升，则可能会导致竞争力降低或终端消费者的价格提高，或者两者同时出现。

影响贸易和其他商业关系发展变化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产生的收入规模。今年前9个月，标普500指数里的公司总收入中40%来自美国之外的市场，主要是亚太区和欧洲。如果中美关系疏远，上述收入水平可能会难以维持。

我们预计欧洲内部的贸易将会上升，因为企业回迁并缩短供应链，使之更靠近本土的终端消费者。中东欧国家有望从此趋势中获益最大。但是，亚洲可能仍将是跨国企业的主要增长引擎，这将需要供应链缩短及靠近全球终端消费者，并提高供应链的抗压能力。欧洲将寻求扩大在非洲和非欧盟国家的业务，但由此带来的资金无法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提供的资金规模相提并论。

最近美国对华为、TikTok和微信等中国科技企业的限制导致了技术领域的紧张局势升级。与美国一样，欧盟也存在对与中国技术相关的数据安全顾虑，并且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减少对中国5G设备提供商的依赖。力图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是摩擦加剧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技术部门监管标准不一致产生的安全风险。三大经济体在数据保护、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等领域的通用规则和监管标准差异将存在一段时间之后方能达成一致。

三足鼎立的一个特征是三者争夺5G、数字技术、清洁能源、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主导权，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发生相应摩擦。例如，互联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分散，从而产生所谓的“分裂网” (splinternet) 。这将对数据传输、电子商务公司的运营以及金融科技等创新的扩大产生重大影响。

通过产业政策、投资和兼并政策，以及参与制定技术和国家安全监管标准，政府在发展战略性产业方面的总体作用可能会增强。三巨头之间竞争格局可能因此而改变。

中国将继续优先发展其在半导体、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重要技术产业领域的实力。在5G监管标准、互联网通信和隐私、环境及支付标准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成员国共同制定铁路、电动汽车、航空和家电等技术和产业标准方面可能会发挥最大影响力。中国将继续推行由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制定旨在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包括信贷和资金配置继续向某些高科技领域倾斜。

美国和欧盟将加快发展更全面的战略，以应对竞争力挑战和支持国内龙头企业，尤其是在战略技术领域。欧盟将继续制定自己的监管标准 (例如技术领域的数据保护、人工智能和网络风险) ，并在环境政策领域将引领全球。欧洲机构及欧盟主要成员国可能会继续制定产业政策，以加强欧洲在关键战略技术领域的地位，包括加大研发投入。虽然欧洲将成为数字监管标准方面的领导者，但其竞争地位可能仍不及美国和中国。

拜登承诺将加大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数字和能源技术领域。新一届政府可能会恢复特朗普政府期间撤销的许多联邦环境保护措施。拜登还提出了以“绿色经济”和大幅减少碳排放为重点的经济复苏政策。但美国联邦环境法规仍可能落后于欧盟倡议，这有可能导致冲突。

对于在不同地区的市场有收入或供应敞口的科技和制造类企业而言，监管标准的竞争将削弱其盈利能力和现金流，而这具有负面信用影响。为满足不同监管标准，此类企业的运营成本将增加，并且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不过，长期而言供应链的调整可部分缓解上述趋势。运营地域多元化和财力雄厚的大公司通常更能应对成本上升的问题。技术标准分歧的加大对主权而言亦具有负面信用影响。这将导致安全风险上升，从而需要增加投资和支出，同时也会削弱技术的跨境流动，进而影响潜在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