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选举对亚太区的影响 | 美国贸易政策可能降低亚太区经济体的GDP，但影响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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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年10月9日
分析师：陈虹伊，程嘉琳，程功，Colin Ellis美国(Aaa/负面)在今年11月选举之后贸易政策的变化可能会降低亚太区经济体的GDP。(有关美国选举对亚太区不同行业潜在信用和经济影响的更全面分析，请参阅美国选举对亚太区的影响: 美国的贸易和外交政策将影响亚太区实体的信用环境)
为了评估潜在的经济损失(即与贸易措施未收紧情况相比某一经济体产出下降的比率)，我们对两个假设情景进行了定量分析：关税上升以及在重要战略性产业中收紧对与中国有关的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1。第一个情景假设美国对从中国(A1/负面)和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征收一揽子贸易关税，第二个情景假设在特定的战略性产业中设置的贸易壁垒(图表1)。
我们的建模结果显示，如果经济体间的贸易或投资受到限制，无论在哪一个情景下都可能带来GDP损失。在一揽子贸易关税情景下经济损失最高，因为这些措施影响到美国所有商品进口。设置特定行业壁垒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较小，因为其影响仅限于特定行业，对相关行业的潜在溢出效应则取决于各国具体的产业结构。
一揽子贸易关税：在该情景下，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直接导致美国对进口商品需求下降。通过各经济体内部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关联性的传导，美国对进口商品需求的降低会进一步压缩各行业的全球需求。我们的GDP测算提供了每个经济体的潜在产值损失区间，这取决于每个经济体以国内生产替代进口成分的能力。
在该情景下，在关税增加后的第一年，中国GDP预计将较关税提高前的基准水平下降0.9%-2.5%(图表2)。
若美国提高关税税率，亚太区一些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面临GDP低于措施实施前基准水平的风险，这包括马来西亚(A3/稳定)、越南(Ba2/稳定)、韩国(Aa2/稳定)、中国台湾(Aa3/稳定)、泰国(Baa1/稳定)和新加坡(Aaa/稳定)。这些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较高，并且对美国和中国中间产品供应和最终产品需求的敞口较高。例如，作为“中国+1”战略的一部分，越南GDP中的出口份额高，并且多年来与中国制造业供应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模拟分析显示，在越南，高科技产品行业产值受到的冲击最大。同样地，在中国，高科技产品行业产值受到的冲击最大，其次是低科技产品行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损失将逐渐减少，因为宏观政策将会在经济受到冲击后进行内生性调整，使经济趋近于新的平衡状态。此外，随着美国将进口需求从中国转向世界其他地区，亚太区可能也会从贸易转移中获益。我们在模拟分析中纳入了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2。随着贸易流动转向以及企业逐渐调整运营结构，产值下降势头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减弱。随着贸易转移的影响开始在长期内超过关税提高的负面影响，印度(Baa3/稳定)等亚太区部分国家有望从中受益。在第二年至第五年期间，印度GDP偏离基准水平的幅度可能在GDP损失0.4%至GDP增长0.01%之间。
行业特定壁垒：与一揽子关税相比，特定行业壁垒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较小，因为其影响仅限于某些行业及其配套行业。
如果美国进一步加强对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上的供应商来源审核3，我们预计中国将减少流入亚太区相关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会降低相关行业的资本规模和生产能力。
各经济体之间的区域差异取决于各自的产业结构(图表3)。例如，泰国汽车制造业规模庞大，如果美国收紧对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上供应商来源审核的要求，泰国面临产值损失的风险更大。此外，印尼(Baa2/稳定)等关键矿物原材料供应国面临大宗商品行业风险敞口，因此在该情景下也将受到冲击。我们的模拟分析显示，在韩国和泰国，高科技产品行业的产值将受到最大冲击。
我们对另外两类特定行业壁垒的模拟分析也表明，与一揽子关税相比总体影响较小。美国收紧对中国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的情景将对中国的技术进步造成压力，并可能对亚太其他地区产生负面溢出效应。亚太区风险最大的经济体将与提高关税情景中的经济体相似，但受到的影响更小。
与此同时，与美国单边实施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相比，中美两国对战略性产业实施双边投资限制的情景将对该地区产生更大的经济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潜在产值损失将与中国受到的影响基本相当。
与任何情景分析一样，基础模型假设将同时驱动影响程度和排序。在此情况下，模型结构侧重于价值的变化，但保持长期名义中立的正常假设，即经济的名义和实际价值之间不存在长期权衡关系。面对冲击，我们假设竞争性企业具有定价能力，并在生产受限的情况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由此带来中短期内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变化。
在名义价值方面，我们假设加价幅度是固定的，因此投入成本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产出价格；出口商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取决于其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权重，而非取决于公司是否按市场定价或者其货币定价选择。
若非固定汇率，则根据债券收益率之差和假设的风险溢价调整汇率，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在实际价值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被认为是一对一地转化为资本品投资，从而影响生产能力。
在这项建模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全球宏观-金融-环境模型(GMFEM，一种大规模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全球投入产出关联模型(GIOLM，基于专门分析全球供应链动态相关溢出效应的GMFEM的一种投入产出关联模型)。关于模型的更详细信息，请点击此处4。
GMFEM及相伴随的GIOLM目前包括76个不同类的经济体，每个经济体涉及11个部门和45个行业，遵循2023年经合组织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经济和行业分类5。在我们的模拟分析中，为了平衡模型复杂性和情景分析所需的必要模型细节，我们根据该表中的行业分类将45个行业合并为以下6个行业：
电动汽车电池相关行业—行业20和行业21合并半导体相关行业—从行业17合并而成高科技产品行业—行业11-12、16、18-19和22合并高科技服务业—行业33-36、38、41-44合并低科技产品行业—行业1-10、13-15、23-25合并低科技服务业—行业26-32、37、39-40和45合并关税冲击是对美国与受影响经济体之间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关联价值的外部冲击。因此，若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在模型中这些国家间相互关联的价值将下降1%。与此同时，受影响行业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受到冲击，从而削弱这些行业的资本规模和生产能力。
模拟结果以一个包括上下限的可能的结果区间来表示。GDP影响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不同经济体和行业的投入产出关系的差异程度，以及不同行业生产中使用的国内外中间原料的可替代性。更切实际的预期是在区间上下限的中点附近。
GMFEM的局限性之一在于，它基于当前的经济理论，反映经济、部门或行业的供给侧或需求侧对政策冲击的被动反应，而无法反映公司层面对政策的积极反应或技术突破。
1.本报告中的经济估算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Alex Liyang Tang ([email protected]) 拥有和运行的模型生成的模拟结果。模型模拟分析基于穆迪评级提供的各种情景和假设，不一定代表Alex工作所在机构的情景和假设。
2.潜在获益的实际程度取决于模型中未涉及的很多其他因素，例如扩大生产和迅速发展专长的能力。我们在专栏中讨论了模型的局限性。
3.这将影响美国认为与"受关注外国实体"名单相关的公司。
4.Tang, Alex Liyang，2022年“Introduction to the Large-Scale AMRO Global Macro-Financial (DSGE) Model.” ，AMRO Working Paper No. 22-05，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新加坡，7月 https://www.amro-asia.org/introduction-to-the-large-scale-amro-global-macro-financial-dsge-model
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3年“OECD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ICIO) Tables and Database.” 统计网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11月http://oe.cd/icio
此报告是于2024年10月08日发表的穆迪报告 US Elections – Asia-Pacific:US trade policies have potential to lower GDP in APAC to varying degrees的中文翻译本。(中文为翻译稿，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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